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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眼光代替道德判断，这样的提法恐怕难以在一个盛产道德理想主义的国度立足。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感觉到，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还在被简单化逻辑所支配。已成旧事的伊拉克战争，依然值得我们去回想，曾经被认为只有恶而无善的残酷的“最后的政治”，一度曾被新的词语所包装：是行“善”前的“必要的恶”，是为了“人道”，为了推广“民主自由”。甚至那些战争的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思维，说战争之所以要受谴责，只是因为它反动了“人道”。更加吊诡的是，那些法国大革命的当代批评者们，一时间却成了新“雅各宾派”的拥护者；那些起劲非难卢梭给晚近世界带来了恐怖的人，也一改前“非”，赞成按照《社会契约论》，让一个“文明国家”来“代表”伊拉克人民行使他们的“公意”，即主权。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韦伯所说的“意念之火”，康德所说的伦理主义。在这“意念之火”和伦理主义的身侧，我们又依稀感受到了傲慢——美利坚民族传统的白人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和那些以美国式话语系统发言的东方学生们，在知识上的自封尊贵。这种动辄要“代表”某些人的想法和做法的背后，潜藏着对其他种族、文化的不尊重。包含着多重现实与可能的危机事态与战争，其内在的复杂性就被这种语焉不详又富于煽动的人文化的说辞所严重遮蔽。
为什么思想地图以如此的方式打开？过多地责难一个年轻、伟大而又缺乏希腊精神的国度，用着肤浅的黑白分明、一分为二的摩尼教式思维打量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是无意义的。需要深入反省的还是我们自身。为什么那些本来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会在那时轻易拜倒在自设的框架下，放弃了自主观察这个世界的天职？我们的批判精神是如何丧失的？我们探讨已久的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学理，什么时候、为什么被统统弃之一旁？
或许，对那场战争的感悟可以是这样的：在无比复杂的事态面前，做一个简单的反战和平主义者没有什么意义。战争确如那些声称“战争有理”的人们所说，有一些战争是可以被允许的，这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但在一个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博弈、已经形成了某些被共同认可的文明规则的现代世界，国际政治学说及其实践，业已否决了一些战争的合法性，如“先发制人”式的战争。反对“先发制人”战争的理由很简单，在一个基本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生态系统中，没有国家感觉到完全安全。那么，按照“先发制人”的逻辑，是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以“不安全”为由来“先发制人”，发动战争呢？如果“先发制人”能够平等化，那么，十几年前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也并没有多少“不道德”。从纯技术的角度看，科威特的石油钻探及石油政策危害了伊拉克国家的经济安全，并非就是一个杜撰。
甚至也可以认为，一味非难美利坚民族的对外强制性冲动同样没有意义。简单的自由、民主、人权高调多数时候解决不了这个充满随机与可能性的世界的复杂问题。“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确有一些“不完美”的强制，存在着它们的合法性。对伊拉克这个曾经生产和使用过化学武器、并侵略过他人家园的国家，是否需要采取某些遏制性的手段来防止它故态复萌呢，答案不言自明。可是，正如不能因为某人犯了罪就可以对他随意惩罚一样，惩罚同样有其限度，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举措才有着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世界的相对和谐。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不得不养成足够的耐心，在逐步改良中培养并获得更多的和平与安宁。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威慑与遏制的既往方针、并在确信伊拉克国家基本消除威胁他国的意图与能力之后，解除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裁，逐渐将它引向“正常国家”行列，也许是最合国际安全的一个办法。在把伊拉克引向“正常国家”这件事上，所需要的更多应该是技术上的考量，否则极可能事与愿违。
中国式习惯性“正义”判断，暴露的乃是中国公众在放眼中国之外的地缘空间时，存在的知识与理念局限。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动力场中，所谓“绝对正义”或者“绝对不正义”，根本就无法构成一个真命题。世界现有冲突与矛盾，大都有其历史因缘，在“善”与“恶”的简单框架内，是找不出问题的合理答案的。近半世纪以来一直绵延不已的巴以冲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绝好例证。以色列的无度武力引人诟病，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让人皱眉，人们指责以色列走上了军国主义，也有人痛斥巴勒斯坦是恐怖主义家园。这两个民族的两种过度反应，从道德的视角看都无道理而言，可是，如果深入到这两个民族各自的生存经历，从历史、技术的进路来看，一个曾经惨遭屠杀、差点被灭种的民族，在劫后重生时还常有着生死恐惧、并因此而极端性地捍卫自身的生存，是可以理解的。而一个原本有着自身生存空间、安享自由的民族走上“恐怖主义”，也不能就把过错归结于他们自身，如果没有欧洲人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杀戮，犹太人又怎么会义无反顾踏上“返乡”之路，占领已属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并激起后者的强烈反抗呢！在巴以双方的血泊中，有着欧洲人的一份罪过。那么，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斗，当事者克制无疑必要，而欧洲及世界其他力量从中斡旋调解的责任也不可推卸。
伸张世界政治的自洽性逻辑并不意味着是在“反道德”。然而，在政治的层面上，道德判断的效用是有限的。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的展开逻辑，道德有道德存身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这两种逻辑之间，我们需要区分其适用范围。从世界政治的“内在理路”看，美国攻打伊拉克，并不存在严格的“合理”或“不合理”道德分际；而从道德的理路论，伊拉克战争“文明”“人道”与否，也难以清楚辨别。在部分中国公众一定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实践或违反了“人道主义”的时候，他们是以道德性逻辑取代了国际政治逻辑。
对延续至今的伊拉克事态，和越来越清晰的美利坚“帝国”倾向，支持、反对或者持中立态度，哪一个国家和人民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作出权衡、评说，根据自身的立场选择姿态。但是，态度的取舍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逻辑作为预设，却事关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成熟程度。当某一地区的公众和精英，普遍性地习惯于对国际事务进行道德判断或跟随于某些政治实体的道德宣扬的时候，不仅不利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观，而且，从技术性的历史主义进路看，还会违背事物发展的本有逻辑，从长远来看，妨碍法理道德原则的真正确立。今天中国公众对待诸多国际问题或者“外国的月亮肯定比中国圆”式的道德美化，或者一有风吹草动就网络民族主义极端化话语无休无止，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一个半世纪前，魏源编译《海国图志》，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自那以来一百余年过去，成熟稳健的世界观念还没有完全化为这个东方国度精神状态的一部分。这既需要我们以足够的心智予以反思，也要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幼稚，在乎和而非情绪化的讨论中对它作出驳难、提醒。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幼稚，会影响到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世界。
“新美利坚帝国”：无法回避的话题
■ 思 岚
去年的现在，一波又一波全球反战浪潮，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和平的努力；今年的现在，萨达姆已经成了美国占领军的阶下囚。胜负已决，但伊拉克战争留给地球人的忧虑、担心和争论仍在继续。
“要有多少只耳朵，你才能听到人们哭泣的声音”，这是去年隆冬欧美反战游行的一句口号。从巴黎到华盛顿，从贝鲁特到东京，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呼吁和平，反对战争；法、德、俄、中为避免战争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伊拉克战争还是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打响了。美国的军事实力比除它之外世界排名前16位的国家相加还要强大，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发动对第三国的战争，面对这样的事实，萨达姆政权是独裁还是民主已经是第二位的了，首要的问题是，全世界的力量汇聚起来都无奈于美国可以无视联合国宪章、不经合法程序任意发动战争，那么，谁还有安全感？昨天是南斯拉夫，今天是伊拉克，明天又是谁？
中国社科出版社在2003年年初推出《新美利坚帝国》一书时，伊拉克战争还没有打起来。而今，书中对美国经济社会的深刻矛盾、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及其长远后果、对美欧关系的曲折发展等许多具体预测，已得到了验证。2003年岁末的一个双休日，来自中央和首都几十家科研、教学机构的专家聚集在北京“社科书店”，就《新美利坚帝国》一书提出的帝国话题展开讨论，辩论和交锋不仅仅聚焦于“新美利坚帝国”将把世界引向何处，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我们如何在其中有所抉择和有所作为。
“帝国”已从美国梦变成冷酷的现实
《新美利坚帝国》一书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西明博士应邀作了主题发言，对美国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的“帝国化”历程作了概括，并从其国内深刻的社会文化价值危机的角度分析了当今的“新美利坚帝国”与其以往不同的新特征。
张西明认为，冷战之后美国迅速形成了单极霸权的绝对优势，提出人类发展只能归化为美国式的民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终结论”，力图主导蓬勃发展的全球化。美国政治学家霍夫曼的话发人深省：“全球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