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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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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王德一去世之后,钱瑗就搬出了四合院的历史系集体宿舍,从此我与她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不过到了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先后成立了“优秀教学成果奖”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会”,我和钱瑗都是其中的“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评审全校的优秀教学成果和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优秀学术著作等奖项的工作,这样就有机会比较经常在一起开会了。1990年她获得校级“优秀教学管理奖”就是这个期间的事情,那是对她担任外语系副系主任期间所作贡献的表彰。我与钱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我从历史系下楼回家时,在楼梯上碰见钱瑗,她也正在下楼准备回家,我们边走边谈,其中有一段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说到当时社会上对于钱钟书先生的种种传说时,钱瑗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些传说很多都不是事实,是捕风捉影的编造。”我们在文史楼的西边分手,那时,她还是那样的急急匆匆而又神采奕奕,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年之后她就罹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了。
  以上就是我在读了夏先生的大作和杨绛先生的大著之后对于钱瑗伉俪往事的一点补正。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有忡。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疾呼史以直书实录为贵,可以说直书实录乃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之一。纪实性文学作品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这本小书终于写完了。当年我在写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系列文章时,信笔由缰,放纵笔墨,很有一种激扬文字的感觉。但是现在,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看到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写给一位学者的信,信写的很谦卑,他说:“一再打扰,纯属迫不得已。像我这种没有资格的人,能不骂我‘死皮赖脸’,不令您厌烦,便是幸事了。”简直是求乞的语气。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乃至厌恶,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信呢?当然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价值,他是为了理想而放弃自尊的。
  我对民间科学爱好者并无恶意,对于他们的行为,我常常生出一种悲悯之心。但是,这种悲悯却是民间科学爱好者不喜欢的。他们希望得到的不是可怜,甚至也不是理解,而是认同。这又是我做不到的。无论是他们的学术理论,还是他们的生活态度,我都不能认同。他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也要承受选择的代价。生命有限,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就如你所能爱的人,也是有限的。当你投身一件事的时候,就放弃了做另一件事的机会;就如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无法再去关注另一个人。然而,无论如何,安身立命总是一切之本。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常常面临两难的局面,我的读者究竟是谁?如果我的预期读者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我一定会换一种行文方式。因为我不得不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会有民间科学爱好者看到本书,他们也许会有被伤害的感觉。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尊重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人选择,尊重他们的人格,但是在评价他们的时候,我的内心仍有一种文化优势,我难以克服居高临下的笔意。如果我的言辞伤害了哪些人,我愿意道歉。我需要再次强调,我的口吻可能是讥讽的,但是我的观点是严肃的,而且我的内心并无恶意。我愿意帮助他们,但是我的帮助不在于帮助他们发表文章,而在于帮助他们看清现实——当然,是在我看来的现实。
  如果一个理论不建立在基本的经验事实之上,这个理论是没有根基的。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是建立在对周围事物的错误理解上,这种生活是我不能认同的。
  当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从错误的起点出发,得到了另外一种正确的结果。就如你可以爱一个你不了解的人,把所有美好的想象都添加在她的身上,然后去追求她,等你得到的时候,发现她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好,然而却有另一种好法。这种几率虽然很低,但是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把生命投注到低几率事件更能凸显出理想的纯粹。然而,我们可以这样恋爱,却不能这样生活。
  我仍然希望民间科学爱好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认真地考虑本书最后一章提出的建议。
  刘华杰博士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出了“江湖科学”这一说法,十分贴切,故借来作为本书的副题。
  (《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科学》,田松著,唐丁华绘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1月版,20.00元)


破碎山河谁料得 艰难兄弟自相亲
■  雷 颐
  1911年,梁启超曾到被日本已经占领十六七年的台湾作半月游,舟次夜泊马关,曾访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春帆楼,感慨万千,写下“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之句。在台期间,梁氏深受身处异族统治下的台湾名士敬重,其间他与台湾友人诗酒唱和,写下不少感怀祖国山河破碎、手足分离之作,深叹“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不过,梁氏此行目的并非专为伤时感怀做“故国”之思,而主要是想对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做一理性的全面考察。他在给上海《国风报》同人的信中说“吾兹游本欲察台湾行政之足为吾法者,而记述之以告国人”,然而经过半月考察,认为虽然其中的改币制、兴水利、公共卫生管理建设等不少方面“多有独到之处”,国人应当虚心效仿而不能“违心以诋之”,但总体而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令他“大失望也”。
  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日本侵台,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整整半个世纪。对这半个世纪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做认真细致的清理研究,确具学术和现实意义。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的黄静嘉先生所著《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便是这方面填补空白的力作。作者将梁任公当年“春帆楼下晚涛哀”易一字为“春帆楼下晚涛急”作为书名,以示承续当年梁氏之志。
  年已八旬的黄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后获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留学美国南美以美大学,现为台岛著名律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兼职教授。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在抗日战争中曾投笔从戎,1945年参加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接收工作,以后一直生活在宝岛台湾。这种经历,使作者对此问题既有深厚的学力,又有丰厚的感性体验。从参加“接收”时起,黄先生就有心对此问题做深入研究,注意访求搜寻有关资料,并不断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一直为学界所重。因此,本书可说是黄先生有关研究之“集大成”,是他愈半个世纪之心血结晶,所以功力格外深厚。
  从十六世纪起,西欧逐渐成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出现了列强争霸的局面,并开始向海外殖民扩张,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早期的殖民扩张中处于领导地位。稍后,荷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加入了殖民的行列,特别是英、法两国更是“后来居上”。在亚洲,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亦开始积极向外扩张殖民。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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