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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徐忠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40．00元）
在民艺的门槛上聊天
■ 王 淼
我喜欢读一些有趣的闲书，所以在书店淘书时，只要看到书的题目好玩，常常就会随手拿下，比如几天前买到的这本《离开锅灶端起碗》。这是一本对话集，对话的双方一位是研究民艺的专业人士潘鲁生先生，另一位则是大众媒体的编辑韩青女士。他们对话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世俗社会的衣食住行，到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乃至天文地理、鬼神人事、饮食男女、文化怀旧等等，凡是涉及民俗、民艺的种种细节，统统纳入了他们对话的范围，称得上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而且两位作者神聊起来不拘形色、妙语连珠，读之大有围炉夜话之妙趣。
聊民俗、民艺，首先需要对话者拥有广博的知识背景，行万里路的感性见闻，同时还要有即兴的应变能力。本书的妙处即在于两位对话人的视角差异，潘先生多是从专业的角度谈自己对民艺衰落的忧虑，其言谈话语倾向于理论与思考，而韩女士的文字则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聪明与细腻。如果说前者的语言特征是凝重，后者则带有更多的个人灵性，对话本身形成一股内在的张力，可谓详实不失绰约，厚重不失轻逸；而且因为他们视角上的差异，其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恰是这种专业性与日常性的相互融合，才真正展现出了民艺研究的多元视角。正像韩女士在序文中所说的那样：“潘鲁生先生确是出于对其民艺专业的考虑来做此对话，他是真正的敬业，字字句句都有着专业的精神；而我看民艺，全都在来来往往的生活里，没有专业性，我敬生活。”有了这样的前提，所谓对话，其实就是一种争论与探讨，在异中取同，在同中求异，民俗文化的真义，即在这种对话的磨合与切磋之中，在两种声音“不断地交流、交织、沟通、碰撞、回应”之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潘先生和韩女士对民艺的认识立足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理解之上，所以他们均能从自己乡土社会的经历中找到灵感。潘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活动最终要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归依感。”他认为作为个体的普通生活用品丢掉并不足惜，对于手工艺者本人来说，即使技艺失传也不会对他当下的生活构成威胁，但可怕之处在于这并非是一事一物的消亡，与之相关的还有某种生活方式的消亡、物质层面的消亡，以及接踵而至的精神层面的消亡，所有这些终将带来传统文化的断层，并形成文化生态的恶性循环。在谈及保护民艺的具体方法时，潘先生指出首先需要为民艺寻找一个“支撑的土壤”，那就是将民艺转换成为适合现代生活的经济形式，转换成手工艺的一个行业，因为对民艺的保护并不是为了把它做成风干的标本，而是给予它生存延续的空间，这些论点对于民艺的保护而言，无疑具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意义。与潘先生对民艺保护操作层面的关注相比，韩女士则以一种诗意的目光来看待民艺，她说“知识可以通过系统灌输传承，但是文化必须靠体验，靠心灵的积累。”韩女士喜欢民艺，更多的是喜欢“它在日常形态里蕴涵着的世故人心与烟火气”，喜欢其中“往昔物质生活的痕迹”，喜欢民艺所具有的“强烈的表现力、清晰明快的结构、直率简单的技术”，以及在简单的形式中所蕴涵着的“郑重的心意和平常的价值”。韩女士相信历史本身淘汰与选择的神圣法则，所以她对人类文化的此消彼长持一种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的态度，她虽然屡屡说及自己是一个不喜欢表态的人，但不表态并不代表没有态度，她个人的态度即隐藏在对话的字里行间，与潘先生的观点一隐一显、一虚一实，构成了对民艺的另一种阐释。
韩青在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民艺，从某种角度上承担了历史有形的部分，是人们还能够看得见的历史遗迹，是可以供人们的心灵盘桓的地方。”的确，民间艺术其实是一种母语，无论是盛极一时的古村落，还是绚丽多彩的唐装；无论是精巧的中国结，还是充满祥和喜气的对联年画，虽然这些浸润着人性的、精雕细凿的民间艺术已变得越来越珍稀，但是，只要母语之根没有断，民艺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以及过去的生命经验就会绵延不断地流传下去。这，或许正是民间艺术独特的价值所在吧。
（《离开锅灶端起碗》，潘鲁生、韩青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4月版，21．00元）
一部富涵史识的开创性力作
■ 张忠纲 梁桂芳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直很高，新编写的文学史更是层出不穷。作为对文学史学科受到持续而热烈关注的回应，也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瞻望，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一书出版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以百万余言的篇幅检视了中国古代处于潜学科时期种种有关文学史的观念和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细致勾勒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演进轮廓。作为世纪之交的一部集“中国文学史研究”之大成的著作，本书不同于一般性质的概论或综述，本质上讲，它属于“史”的范畴。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即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厚的知识储备。作为一部“学史”，本书最突出的特色也正在于此。 本书“史”的性质规定它的文体特征基本上应该是叙述体，而不应是以思辨为主的论说体。然而，编著者反复强调史学“必须是有思想的”，“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第3卷，第595页）因此，理论色彩突出，具有卓越的史识是本书的首要追求。其具体表现如下：
宏通的史学观点史学观是史的灵魂，它决定了史家对史实的拣择、梳理和阐释。作为“文学史学”的历史，本书并未局限于文学史内部做文章，而是以文学为本位，从大文化的广阔视角搜罗史料，对文学史的发展作了全新观照。同时，编著者也没有将目光只盯着文学史学科本身，而是通今博古，纵横中外，将触角延伸到了学科之外，在整体架构上表现出磅礴的理论气势。譬如，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只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中国古代不仅没有明确的文学史学科概念，甚至连完备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纂等形态也不具备，然而，几千年来丰富的学术资源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存在。鉴于此，本书提出了一个“潜学科”的概念，即把古代文学作为文学史学科的酝酿和准备期。编著者指出：“在古代文献中与‘文学史’直接有关的资源可谓相当丰富，中国文学史一旦形成学科就能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与这种雄厚的学术基础是分不开的……古人对于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许许多多的见解，虽是散珠碎玉，却价值不凡。故本书特以一卷篇幅详加评介，以为百年来文学史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先声。”（第3卷，第620页）这种清醒的理性认知、开阔的思维方式、通达的史学思想，为本书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体系，那就是：两千多年的传统渊源，一百年的学科演进和晚近二十来年的创新与突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理论建构，它不仅符合中国文学史学演进的客观事实，也使现代的文学史学科建设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宏通的史学观指导下，本书的编著者本着“从文学史学史层面上升到文学史学原理高度”（第3卷，第577页）的初衷，对纷繁芜杂、众说纷纭的文学史现象加以全面爬梳，概括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为本书建构了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编著者指出：“追踪文学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自‘潜’而‘显’、由‘小’而‘大’、自单一而多样、自幼稚而渐趋成熟的发展轨迹，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内在逻辑。”（第1卷导言，第26页）以这一内在逻辑为中心，书中罗列的质文代变观、诗体正变观、文体代兴观、循环论史观、进化论史观以及阶级论等一系列文学史观的更替现象，就不再各自为政，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百万字的散碎内容由此也有了活的灵魂。对于百年来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体系，编著者也有深入的思考。在全书的结束语中，编著者对文学史的性质、范式、类型等做了集中阐述，指出一百年来文学史范式实际有三变：泛文学观范式、纯文学观范式和新的大文学观范式。它是探讨文学史学科规律的精彩结论，也是新学科建设的光辉起点。体系架构的严谨使全书的操作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独到的史学思维对于所网罗的文学史材料，本书能够以史为本位进行梳理，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