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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英文化相对的民间文化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观念？西方的《荷马史诗》即是明确的回答。在中国，历史循环的观念在民间就很流行，什么换汤不换药啦，什么风水轮流转啦，什么“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啦，（《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起先就是在民间广·泛流行，而后经过精英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加工和再创作，才成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其中所包蕴的历史观念不可能不受到民间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就多少代表了民间的历史观念。至于原始社会和史前社会是否拥有历史观念，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是人类文明中一个很晚的产物。在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时代它才刚刚露面。而且甚至连希腊思想家们也仍然不能为历史思想这种特殊的形式提供一种哲学的分析。这样的一种分析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历史的概念是在维柯和赫尔德的著作中才第一次臻于成熟的。”（《人论》第219页）不过，根据考古发现，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在原始社会甚至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死者朝头一方的墓穴留有一小孔，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是为死者灵魂出入预备的。另外，今人对史前艺术史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史前时代，民俗、宗教等在今天看来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同原始人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民俗和宗教等意识形态是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具有同一性的现实存在。艺术的观念是艺术史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其中所含的各种观念虽处于混沌状态，是最初级的，但毕竟存有后来逐渐成熟的历史观念的萌芽。笔者认为，历史观念是历史情境中的观念，不能用我们今人早已被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去审视。虽然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但我们回首人类历史源头的羊肠小径，还没有完全被各种文化传统所阻断，这也就是人类至今对自己的历史研究依然痴情的原由。所以说，卡西尔的立场依然是精英的立场，是某种西方中心论的潜意识在历史观念上的无意流露；至少，他没有主动关注人类较早时期的思想，没有从历史情境的视角下去反思人类历史的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英文化的历史观念会愈来愈遮蔽民间文化的历史观念。近现代以前的遮蔽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是因历史学家限于自身的局限，没有精力过多关注，或认为不值得关注民间的历史观念。当下社会因大众文化的扑面而来，抹平了精英和民间的差别，这种遮蔽就变成表面合法化的存在了。
笔者无意苛求王晴佳。王著所采用的方法是“在叙述西方史学的变化时，突出历史观念的演变，希图从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出自古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至现代欧美的西方历史观念变迁的线索，理出头绪。”作者在前言中也提到西方史学家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对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启发。有学者研究后认为，陈寅恪就曾受到德国史学家兰克“如实直书”的深刻影响。作者写作《西方的历史观念》的良苦用心也很明显：“观察西方历史学的传统和新潮，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研究的功能，了解历史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
最后指出本书的几个印刷错误：第124页〃1814年至1930年，波旁（Bourbon）王朝复辟”中的“1930”应为“1830”；第175页弗洛伊德应生于1856年而非1886年；第177页“需要创造性的相象”中的“相象”应为“想象”。
（《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王晴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7．50元）
北京的记忆
■ 吉晓华
2003年11月29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第一道题目是关于中国汽车五十年发展历史和城市交通拥堵现状的，我参加考试的朋友们一边唱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赞歌，一边皱着眉头也想给出解决目前交通问题的答案。这事听着尴尬，仔细想想也不矛盾，毕竟我们的汽车还没有多到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停车场的地步。就拿2003年7月才自豪地宣布突破二百万辆车的北京来说吧，与主城区面积相当的东京拥有的四百多万辆还距离遥远，不过一个节日或一场小雪过后，就变成“首堵北京”了。交通使这个巨型城市变得几乎无法忍受，国内主要的新闻媒体争着抢着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200万辆的北京”显然已经是“车陷紫金城”了，而在“每天的交通阻挠我所有的梦”之后，大家甚至开始考虑“市际移民”了。
交通成了令北京市政府头疼的事情，北京的市长就表示过这就是目前他的第一要务。毕竟要是还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奥运会说不定都会被堵死。北京市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表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了，这些方案能否奏效应该不久就有答案了，就像艾敬当年唱着1997快点到吧，相信2008也不远了。而现在想想北京城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也许更有意义。王军的《城记》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02年的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是和一群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的代表就是著名的建筑和规划大师梁思成先生。
要说北京拥堵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城市本身的规划不合理：我们的首都拥有宏伟的立交桥和宽广得有点夸张的主干道；汽车的数量也没有大到全世界绝无仅有，甚至在最主要的大都市里面还排不上号。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些媒体采访过的专家们也几乎一致地把堵车的原因归结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不合理，批评之外他们总会谈到梁思成先生当年将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外面的方案。而王军叙述的真正起点也就是这个当初没有被采用的方案：《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和规划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和命运；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们多劫的人生，演绎着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而这一切的后果全部落在了北京这个“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上。要是再简化一下，《城记》说的就是一个人和一座城之间息息相关的命运，这一个人是梁思成，这一座城就是北京。
在CBD将北京的高度不停向上拔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不断消失的四合院。当国家大剧院、CCTV新大楼和奥运会主体育场要突兀地长在老北京的地盘上时，才知道除了“火柴盒”和“绿帽子”，我们带给这个城市的就只有那越修越堵的巨大环路。《城记》告诉我们其实北京也许更应该是另外一个模样：现在的所谓二环以内是保护完整的古城，像一座中国传统建筑的博物馆，而行政中心则在西边的五棵松附近；这个巨大的博物馆周围环绕的是完整的古城墙，而城墙上面就是全世界最长的公园，想象一下近四十公里的古城墙花园应该是怎样的景象，而现在覆在这个梦想上面的就是水泄不通的二环和永不停歇的尾气。而这些带给我们另一种可能的建筑和规划师们也和自己的梦想一同被命运忽略了，在历史的洪流中倒下的倒下，离开的离开。因为记者的身份，面对这段岁月时，作者王军的叙述依然客观冷静，但当事实以一种清晰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物的共同命运让人泪流满面，因为没有假如的世界充满了不能承受之重。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对着照片想象，爸和妈当年的模样”，我们也只能对着《城记》里面的那些照片和电脑合成图像去追寻老北京当年的风采，而外国友人们在一旁喊着：“One niSht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的时候，那些作为老地标的城门却只留在了公共汽车的站台上面。在一个钢筋和水泥的丛林里，看着《城记》，我开始怀念那些消失的建筑和拼命要挽留它们的人们。
（《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58．00元）
读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学专家扎拉嘎先生的比较文学理论著作。作者精通蒙、汉和英文，其论述文字通畅精美。这部三十万余言纯学术化的著述，经历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打磨与推敲，凝结了一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人员的心血。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是本著的副标题，它的正题名为《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从这个主标题思路上我们可以知道，作者是站在一个怎样的研究角度进行文学探研的。读过《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之后，我们认为，此书的主旨之一，是作者对于自己的心灵学路的确定，而这种比较个人的东西，又是那么的执著与恳切。正如扎拉嘎自己所言：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也许纯粹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现年五十六岁的扎拉嘎先生早年毕业于呼和浩特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专业本科，二十二年前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的“红楼梦研究专业”，其研究代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