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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岁的老兵多扎凯迪斯是希腊老兵协会主席，他身穿当年的军装，打上绑腿，腰挂水壶，身背背包，还像50年前那么精神，站在他身旁的夫人一脸崇敬，声称她的男人只有29岁。76岁的好菜坞摄影师凯博50年前是英第8集团军的运输班长，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战事，“怎么会忘呢？我们班8个人，一下就炸死4个。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德卡尔·吉默曼当年才22岁，阿拉曼一战使他成了独眼龙，他跪在墓地上默默祈祷亡灵超生：“我怀念50年前为我牺牲的同志，也怀念当时的敌人。”他面前的墓碑上刻着：“这里躺着一位18岁的小伙子，他是为了救自己的战友而躺下的。”
1992年10月25日，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双手颤抖地把一朵朵海棠花大小、设计成子弹与迸射的鲜血图案的小红花，别到几十位年逾古稀、在阿拉曼失去丈夫的老妪胸前。我平端相机距梅杰不到两码，可他略带哭腔的男中音却像来自苍茫的天穹：“50年前的事距今已经很久，可我说句真话：不列颠将牢记它500年。”蒙哥马利的儿子小蒙哥马利子爵已经64岁，他对父亲指挥的阿拉曼战役的惟一评价是“铸剑为犁”。年已63岁的隆美尔之子曼弗雷德引用《罗马书》中的话“仇恨罪恶，坚持美好，友爱兄弟，同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来回顾他的父亲。大会组织者的书面文告中称：“对所有西部沙漠参战者的同志情谊和勇气、对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骑士风度致敬。”
入夜，我平躺在盟军战士墓，仰望北非夏日深邃的晴空，一勾新月徐升，清光泻地，照遍树丛和数以万计的墓碑，白石鳞峋，一望无际。海风拂过我赤裸的胸膛，仿佛时间已经凝住，风变成了固体。
不知何时，笨重的皮鞋声将我惊醒，起身望去，月光下走来两位比我还狼狈几分的青年人。他们自称是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的父辈——南非警察部队也参加了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长发的理查德挽着同伴赫克的手，把我引至一处普通的石碑前，这是由他祖母为他阵亡的叔叔立下的墓碑。手电光下，我看见一行端庄的碑文：“对世界，他仅是一名士兵，对母亲，他是整个世界。”
第11节 四进巴格达
我刚会走路那年，便从我奶奶嘴里听说“天方”有个巴格达，巴格达有个孩子阿里巴巴，用开水烫死了藏在他家大木桶中的40个强盗。从那时起，我对我们家院子里的几口大荷花缸就充满恐惧，总担心从里面爬出一队明火执仗的江洋大盗，乃至天一黑就不敢到院子里撒尿，奶奶嘴里的巴格达除了遍地窃贼这惟一的缺点外，其他一切都像伊拉克蜜枣一样甜美，美得我忍不住产生愿为巴格达献身的念头。
巴格达位于两河流域富饶的新月形土地上，早在6000年前，这里就出现了城市，发明了车轮，修建了灌溉系统，创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巴格达作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中东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与贸易中心。千百年来，不同种族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不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聚居共处，使巴格达充满了神奇的魁力。世界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许多动人的故事都是在巴格达发生的。
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被新华社派往巴格达。在此后的三年里，我四进巴格达，直到把新华社图片传真机装到巴格达移动卫星发射天线上，使巴格达分社成了新华社第一个用卫星天线向外界传发照片的分社。中国人首次用卫星天线在世界上长距离传输图像。
一进巴格达（1990年12月～1991年1月）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立即予以制裁，国际封锁使出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
为此，我得先从北京飞到伊斯但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全凭安拉安排。
临近烟波浩淼、黑云压城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浮现出我老妈随风飞舞的灰白头发，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对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了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从伊斯但布尔换乘约旦的波音727飞至安曼，安检更加严格。伊拉克航空公司别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混入“皮包炸弹”。每位旅客都领到一张白色传单：“根据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的事。
在巴格达拍照难于上青天，刚摆脱8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广场、博物馆、集市、机场、车站一律严禁拍照，荷枪实弹端AK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警告我：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社的马蒙被取消了签证；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巴佐夫特被绞死；不守规矩的塔斯社记者死于车祸……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在巴格达，如果没有伊拉克情报官员陪同，你根本就别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高涨的老百姓就招架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典型的东方人的脸，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中、英、阿文书写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又使我区别于日本人。由于日本海部内阁出兵参加海湾封锁，在伊拉克犯了众怒，在巴格达被误作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光荣愉快的事。
伊拉克政府组织记者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珊而行。我和紧靠我左臂的白人记者跟着人群大喊：“打倒布什！”此举深得伊拉克人民的敬意。
事后才知道，这位白人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向民兵发枪，机场售货员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车业务，奉命开往科威特前线，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巴格达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医院正把药品清点集中，装箱隐蔽。市中心拉希德大街军车成队，开往前线的军人在此尽情享用政府新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军饷。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反，老年人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太太哭诉自己命苦，她想逃回老家曼苏尔，可听说多国部队已把那里的核基地列为打击目标。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全是北大学长，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曹武官之父乃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曾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曹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度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使馆计划留下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人员分批撤出。留守的我们在中国使馆楼顶用红漆画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冀以免遭轰炸之虞。
二进巴格达（1991年3月～5月）我是在以色列挨“飞毛腿”袭击时接到再进巴格达命令的。由于以色列与伊拉克早在古巴比伦汉漠拉比时代就结了仇，海湾战争使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为“匪谍”，我的伊拉克签证上早就注明：“一旦该护照有以色列痕迹即告作废。”因而这次奉旨二进巴格达大有直接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送我一件大白T恤衫，上书“我是海湾战争的幸存者”，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混蛋上司瞎指挥。”
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美国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尽管我向往陆上交火的科威特，对重返巴格达颇不以为然，可还是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这项命令。因为在我接受的所有教育中，上司总是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为了自我保护，洗去我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自作主张地先从以色列飞往塞浦路斯，再转道埃及，最后飞到约旦、再伺机进伊拉克。沿途，我扔掉一切有以色列之嫌的物品，把奥丽特小姐送的T恤衫存在了开罗。我一直以为生死乃命中注定，非人力可改变。以前我读过一篇毛姆的小说，名字就叫《撒马拉相会》。撒马拉是伊拉克著名的通天之塔——撒马利亚螺旋塔的所在地，讲的就是命中注定的故事。说在巴格达有一位商人派仆人去集市买粮食，不大工夫，仆人狼狈地跑回来，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说：“主人，我刚在市场被人挤了一下，转身一看，挤我的人竟是死神。她见是我，做了一个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