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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窑子户主们白整云 2
李延梅说：“只要有钱就好办，前几天我还去城里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电和一台二手的录音机。以后什么都不敢买了，要赶紧攒钱，如果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我花高价也要让他们上大学，上不了正规大学的话，私人办的也要让孩子上。即使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也无所谓， 哪怕外出打工也总归方便一些。” 李延梅的目的很明确，她表示自己再苦也一定要把两个孩子推出新窑子，让两个儿女改变祖上传下来的贫困生活。 1999年
新窑子户主们白整云 3
新窑子户主们白整云 4
新窑子户主们白整云 5
新窑子户主们白整云 6
新窑子户主们贺家有 1
贺家有，1920年出生，文盲。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那年他逃荒来到了新窑子村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他16岁便被父母包办和11岁的李清兰结为夫妻，并住进了一孔新挖的土窑洞。 贺家有说：“当时李清兰整天跟着我和村里的几个娃娃打土仗，玩一天回来，晚上睡得什么都不知道。结婚了好几年也没有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直到她15岁那年，我们才懂得了男女之间的事情。她从16岁开始，每年给我生一个，一连生了8个，其中6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是共产党不让生，要是让生，我的孙子、外孙子早上百了！现在我有里外孙子68个，不过人多了也没好处，就是人太多，才过了这么多年的穷日子。
新窑子户主们贺家有 2
“几十年过去了，除了老五上吊死了，他们７个都有了自己的家。现在只有小儿子志平还没娶上媳妇，志平没念过书，不爱劳动，他平时去城里卖菜、卖粮得来的钱都逛歌舞厅了。志平找不到媳妇就是因为我家太穷，他明知道家里穷，还去逛歌舞厅，他没老婆他狗日的自己受着去，我这么老了，我是不给他欠账娶婆姨了。”过年了，我们坐在贺志平家的土炕上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听他讲述歌舞厅里的故事，他笑着说：“城里歌舞厅女娃娃特别多，都是四川来的，她们的嘴上都画着口红，手绵绵的，身上还有一股香味。跟她们一起手拉手唱歌跳舞特别好玩！” 我笑着问他和小姐睡过觉没有，他说：“一次最少200块，太贵！没睡过！”我说不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真的，我没钱，你出钱我就睡！”在场的人都笑了。 1998年
新窑子户主们贺志忠 1
贺志忠，1945年出生，小学毕业，共产党员。1960年接受老人的包办和冯秀英结为夫妻，当时他15岁，冯秀英14岁。他们成亲第三年生的小孩儿，第四年公社干部便按照非法同居的有关政策论处，将冯秀英赶回了娘家。几个月后，他们去公社补交了三毛钱手续费，并登记补办了结婚证明又住在了一起。 贺志忠说：“我们那时孩子都有了，哪里能让他们打开。再说那时没有人去办结婚证，只要双方老人同意就睡到一起算是结婚了，哪里像现在这么麻烦，不但要办手续，还要买东西、吃八碗、喝酒待客。
新窑子户主们贺志忠 2
“我俩十七八岁开始生娃娃，总共生了三个女子，三个小子，除了小儿子，其他都成家立业了，两个女子都住在延安城里。” 贺志忠对儿女们的生活很是满意，对自己的晚年也充满了信心。他家现在有一台电视机、一辆自行车、一头毛驴、40只羊，银行还有2000元存款。 他的愿望是让小儿子考上延安农业学校，毕业后回新窑子发展养殖业。贺志忠是贺家有的长子，也是村委会主任贺建飞的父亲。他的三个儿子一个是村委会主任，一个在延安打工开车，还有一个在延安城里上中学。三个女儿有两个都嫁到延安城里去了，村里人都羡慕他有本事，生下了好儿女。 1997年
新窑子户主们贺建飞
贺建飞，1968年出生，1984年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并开始发展养殖业。1987年他与外村女青年张玉梅结婚，生有两个儿子。近几年贺建飞凭着苦力使小家庭的资产发展到了200棵果树、40只羊、1台彩电和1辆小型拖拉机。村民们认为贺建飞年轻能干，1996年将他推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 张玉梅说：“我们全靠苦力改变着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些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攒了不到6000块，看来只凭苦力走向富裕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去年我到延安就业培训中心花了1200块钱学了两个月裁缝，本想进城做衣服赚钱，但建飞在村里当那么个烂官官儿，又是个市人大代表，他事情太多，一直不让我走。他还认为，新窑子离延安近，信息也灵，等攒够了钱在村里办个和养殖业有关的工厂，能带动全村人脱贫致富。 “虽然我这两年一个劲儿地拉他的后腿，但他还是想着要发展新窑子的事业。他没当官儿之前，我们每年还有上千块钱的收入，当了之后，农活儿也不好好干了，每年还要给村里垫好几百块钱。比如有时乡上来了下乡干部，都在村干家吃饭，使我家今年吃了九袋面和四袋米，有一次一顿就吃了我的半袋面。细想起来，真是里外赔。” 张玉梅认为，新窑子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很难有所发展。她甚至认为新窑子再过100年，也不可能有突飞猛进的变化。于是，她再三建议丈夫辞去职务和她一起进城发展，但身为村干部的贺建飞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村子。她做不通丈夫的思想工作，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依然在新窑子耕种着自家那几亩贫瘠的山地。 1997年
新窑子户主们贺建兵
贺建兵，1971年出生，初中毕业回家务农。1991年认识了外村17岁的姑娘苏改琴并入了洞房。 苏改琴说：“我们结婚实在是太早了，那时我还不懂事，直到第四年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第五年 才怀上小孩。这几年改革开放了，正好我俩都不爱劳动，他一心想开车，我一心想当个营业员。去年建兵出去借了 3000块钱，进城学到了开大卡车的驾驶执照，可是我们在城里没有门路，找不到开车的活儿，只好在村里胡溜达。” 贺建兵说：“小富靠挣，大富靠命。命不好，愿望很难实现。不过我们准备找机会进城碰碰运气，到时我开车， 她开个食品店，不行的话再回来，反正自己没本事，回来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记得1997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图文介绍过新窑子村民们的生活状况，当时有一个浙江温州的私营企业老板特 意写信给贺建兵，说让他俩速去温州，想安排贺建兵在他们公司开车，苏改琴去他们下属的一个商场当营业员。那个 老板还在信中说，他俩可以带小孩去，小孩上学也不存在问题。而且还答应每年报销一次他们回家探亲的路费。 贺建兵收到信后打电话到北京问我怎么办，我催促他们赶紧动身前往，但他们害怕上当受骗，最终还是没敢去温 州找那个好心的老板。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私企老板是温州的利税大户。 1997年
新窑子户主们贺志荣 1
贺志荣，1968年出生，高中毕业。由于家庭条件差，他一直没有找到对象。据说给他介绍了好几个，人家都嫌弃他家太穷，不肯嫁给他。 几年前，村里有个叫贺五的年轻小伙子因为几句风言风语的传说，便在自己家门前的一颗杏树上上吊自杀，还留下了老婆和两个孩子。贺五英俊、幽默而又聪明，他死后，村里人都说贺五为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死得不值。 贺五的死给老婆和孩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也使得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承受着流言飞语和各方面的生活压力。 贺五是贺志荣的堂弟，1996年死去丈夫的赵世丽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便主动嫁给了堂兄贺志荣。
新窑子户主们贺志荣 2
我问贺志荣将来是否再要个孩子，他说：“婆姨已经被结扎，不可能再生，反正我哥哥留下的孩子，我看见和我的一样亲，把他们养大成人也是我应该做得事情。” 贺志荣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即使她会生，我也不敢要，因为去年一家四口人的现金总收入还不到500块，再说我还欠将近1000块钱的账，谁知哪年哪月才能还清。” 贺志荣最大的愿望是孩子好好念书，粮食年年丰收。 1999年
新窑子户主们贺志强 1
贺志强，1973年出生。1987年初中毕业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回家。他不愿种地，平时在延安的一些建筑工地上靠苦力打工谋生。 1996年他父亲去世，家中失去劳力，当时为了四亩山地，他母亲把他从城里叫回了村里。为了照顾母亲和耕作那几亩几乎不可能丰收的山地，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去闯荡江湖。 贺志强说：“我家这些年给老人看病和送葬欠了8000多块钱。为了还账，我今年通过熟人在银行借了1500块贷款，买了20头小猪儿子。按道理养一年卖掉最少能挣3000块，但不知自己能不能养活。要是挣了钱，我准备先娶婆姨后还债，让我妈也高兴高兴。” 我问他为什么不还完账再娶媳妇，他说：“我妈年龄大了，经常有病，加上前几年我姐姐招花让拖拉机碰死后，我妈的心情一直不好。所以，早点娶个婆姨好好伺候我妈。再说我也快三十的人了，没有老婆也不好受呀！反正贷款是公家的，大不了出利息就是了。”
新窑子户主们贺志强 2
贺志强喜烟好酒，爱穿西装，就是晚上劳动回来，也要换上他那套60元买来的西装待在家里。 我每次去新窑子，他都要找我聊天喝酒，在划拳和唱酒曲的空档中，他总在不停地问我北京好不好？飞机有多快？见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