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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无为”是被觉悟到的“无为”，是人应当为之的那种“无为”，或所谓“为无为”。“为无为”的最高境地被老子视为一种圣境，因此，他也常常以“圣人”为楷模教诲人们“尊道而贵德”。但正是因为对这一被自觉到的圣境的向往，对可能达到这一境地的“圣人”的企慕，那所谓“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说法就不能不作必要的匡正。《老子》以五千言阐发“见素抱朴”的“自然”之“道”，没有对人生的究竟有所觉悟并且因此对前人所留下的人世沧桑的道理有所“学”而不可想像。“圣”、“学”的终于不可鄙弃，使老子的浑然一体的玄深道理露出了一道裂隙。当然，裂隙或破绽也是一种敞开或一种指引，这深刻的裂隙使别有宗趣的诸子其他学说，有可能就此找到它另辟蹊径的最初的契机。
第三讲 孔 子孔子的生命情调（一）
“自然”的“素”、“朴”指示着老子学说的终极眷注，这眷注对于孔子的启迪构成儒家教化的发端。孔子从来没有贬低过那种自然而然的“素”、“朴”的价值，不过他的开始于“素”、“朴”的价值追求并不停留在“素”、“朴”上，——那个意味深长的“绘事后素” 的比喻表明，他要在获得一种“素”、“朴”的人生底色后去描绘儒家的人文理想的画图。
孔子讲过“人之生也直” 这样的话，那意思是说，人生来就有一种朴直、真率的性情。他又讲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一类话，这类话告诉人们，他所说的“道”是要借着心灵开悟了的人去弘大、扩充的。如果把“人之生也直”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说法关联起来，我们得到的是与老子的“道”相通而又终究不同的另一种道理。就是说，单就“弘道”之人其“生也直”而言，孔子以人的自然而然的“直”的性情为出发点，显然与老子所谓“道法自然”有一脉可通，但老子的“道”是出离于人的任何作为的，因此，依其“生也直”的人能够“弘道”而言，孔子从一开始就同老子分道扬镳了。孔子与老子信守的“道”相通而又不同，这对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是意义重大的，它使以孔、老为创始人的儒家、道家学说在此后两千多年中保持了一份微妙而富于精神生机的运思张力。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辞世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他活了七十三岁，是先秦诸子中生卒年代最确定的人物，也是生平事迹中最少那种悬而未决的疑问的人物。可能是一直被推尊为“圣人”或“文宣王”、“至圣先师”的缘故，孔子的富于个性的生命情态在他身后反倒很少有人留意。其实，正像老子那样，孔子的学说和他的人生价值取向或生命践履是浑然不可分的，所以，讲述孔子我首先要讲的就是：
孔子的生命情调
孔子是殷人的后裔，他的先祖曾是世袭的宋国国君。到他的六世祖孔父嘉时，血缘世系开始别子为宗，这别子为宗的一脉以孔为姓氏。后来他的五世祖为避祸从宋国逃到鲁国，从此孔氏失去了贵族身份。他的父亲叔梁纥担任过鲁国陬邑的大夫，但那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军功。孔子三岁时父亲就死了，几年后母亲也辞世而去，成了孤儿的孔子很快就沦落到社会的下层。没有了贵族背景的呵护，却又从小生活在鲁国这样一个崇尚礼仪而较多地保存了周代典章文物的国度，这使孔子在逐渐淡漠了“命”的寄托后，有可能因为丰赡的学术文化传统的熏陶而从人生的切近处问讯于“道”。老子由留心天地、万物的生机消长所体悟到的是“法自然”之“道”；孔子把天、地、万物纳入人生的视野，由此悟出的“道”更多地关联着他的切己的生命体验。孔子十五岁时就有了向学之志，这“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志于道”；三十岁时，他的所学已经足以自立，这“三十而立”也可以说是立于“道”。他所谓“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其实都是从他所感悟到的由人生而贯通天地的“道”说起的。他年轻时做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到了五十岁那年做了鲁国的中都宰，一年后又相继升迁为司空、大司寇。但无论是做小吏，还是后来以大司寇摄行相事，孔子都不曾把自己局限在经验的“器”的世界，而是一直向着心目中的“道”孜孜以求。“闻道”对于他是高于一切的，所以他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不过，他所谓的“道”并不能离开人而自在，这有待于人去弘大的“道”自当呈现于悟道者的真率的生命情调。
作为儒家教化的创立者，孔子是性情中人，又是格位极高的“弘道”者。在弟子们的印象中，孔子的性情、气质和举止温和而庄重、肃穆，威严而没有暴戾之气，恭谨却又从容、自然。这“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的情态，是对生命化于孔子的儒家成德之教的最亲切的阐示，从这里可以直观与弘道者的真切生命同在的所谓儒者之“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这些万古不磨的警句述说着以道自任的儒者先师的生命力度，而《论语》中“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孔子闲居，安适而从容，和悦而自在）、“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孔子在家乡，谦恭而平易，木讷而随和）、“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与下大夫交谈，和乐而率直；与上大夫交谈，诚恳而不阿；在君主面前，显得恭敬而不安，举止谨慎而得体）一类记载，也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一个情趣盎然、性格鲜明的孔子。孔子所立儒家之“教”，所称一以贯之之“道”，并不是要禁锢或减杀人的性情，相反，正是这“道”和“教”结缘于人的性情，它才可能被性情真切的儒者所领会和践行，并且，正因为这种领会和践行，人的性情也才可能被“道”所点化，被“教”所陶染。
第三讲 孔 子孔子的生命情调（二）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的演奏，乐而忘情，竟然一连三个月食肉而不知其味。每逢别人办丧事，孔子总是食不成味，吊丧的这一天他只是哀伤地哭，不再想得起弦歌咏唱。他是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的，但情之所至，他也有“哀”而致“伤”的时候。《论语》的《先进》篇就有这样的记载：颜渊死的时候，孔子哭得很伤心。跟随他的人说：“夫子，这样哭，你会哭坏身体的。”孔子回过神来说：“是吗？像颜渊这样的人死了，不为他悲痛，还有谁值得悲痛呢？”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记有孔子行状的文献中，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都是被作为一个“仰之弥高”的圣人描述的，而被描述的这位儒家始祖的一言一行又都极其亲切、自然，毫无造作、矫饰。可以这么说：孔子致学立教的本怀，是要成全人的更富有活力的生命，这成全就在于从人的性情自然处对人生作某种“应然”的提撕。“应然”指示着一种价值祈向，它植根于“自然”，不是“自然”之外的企求，但它也意味着一种主动，一种导向，一种对浑然于性情自然中的无为生命性状的有为地开出。在孔子这里，“道”与人的性情的相即不离寄托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信念，而这信念实际上是对道家自然无为主张的包容和扬弃。
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四个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他对弟子们说：你们平时总是嫌自己不为人所知，假如现在你为人所知，为人所用，你到底能做些什么呢？直率的子路抢先说，我可以在三年的时间里，让一个受迫于大国之间而常被侵伐所扰、被饥馑所苦的千乘之国改变面貌，使这个国家的人变得勇敢而知道礼义。孔子听后不以为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微笑了笑。冉有比子路谨慎些，他说，要是让我在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有所作为，我可以在三年的时间里让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那就有待高明的君子了。公西华又谦退了一步，他说，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能力，只是愿意学着去做就是了。在宗庙祭祀中，在诸侯相会或诸侯们穿戴一定服饰（所谓“衣玄端，冠章甫”）出席礼仪场所时，我愿做一个赞礼的人。孔子对冉有、公西华说的话没有明确表示什么，回头问当时正在鼓瑟的曾皙，曾皙说，我要做的与他们三位不同。我只是想求得这样一种情境：晚春时节，换上了单衣，约五六个朋友，再有六七个童子，沐浴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尽兴之后，唱着歌回家去。孔子听罢喟然长叹一声说：我赞赏曾点的志趣！ 对曾皙的赞赏，也正是孔子对自己的胸襟的剖白。对孔子说来，为了解自己的人所用而治理一方还不就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孔子的确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之类的话，但依他的真性情，决不至于被世俗的事用所牵累。沐浴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然而在“浴”、“风”、“咏”的“无用”处，性情的抒达恰好就是礼乐的尽致。孔子从来就不是囿于事功的人，那种天人浑化、亦人亦天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地才是孔子心神所寄而努力求取的境地。
孔子的生命格调很高，但这高又不在真切的性情之外。魏晋时代，何晏、王弼之间有过“圣人无情”与“圣人有情”的争论。如果依他们都把孔子尊为圣人而论，王弼的“圣人有情”论显然更切近于孔子的生命情调。可以设想，孔子一旦被削去了性情，那就可能变为某种理境上的一尊偶像。偶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