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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秦吞并六国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或者说是秦朝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六国贵族及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及广大人民的矛盾，这是当时的基本矛盾。秦朝的暴力，施之于旧势力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否定；用之于广大人民是必然的，但要批判。贾谊所论，没有区分两类矛盾，笼统地批判和否定秦朝“暴虐”，未免失之片面性。但他一再提出，秦始皇本来就“不亲士民”，秦二世不仅不能“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反而严刑重赋，苛剥百姓，子婴又不“安土息民”，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这就指出了秦朝统治者在激化了的矛盾之中垮台的原因。同时还指出秦朝统治者拒谏饰非，使得“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些议论都是正确的。他所说的“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得出来的关键性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立足于汉初“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的现实，而为“与民休息”政策提供的有力的历史论据。
《治安策》贾谊向文帝所上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是在揭露现实矛盾的前提下，而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故此论比之《过秦》，政论性更突出，论旨更具体。他首先批判当时有种“已治已安”的论调，指出：“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他以为当时未治未安，存在严重危机。于是，谈了下列几点：首先指出，诸侯王国势大而使国家不安，必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汉初实行郡国制度，既有直属于汉皇朝的郡县，又有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诸侯王国与汉皇朝有一定的离心力，时而久之，分裂割据与统一集权的矛盾从缓和趋于激化，由隐蔽走向公开。贾谊觉察到，汉皇朝初期平定了异姓王叛乱之后，刚分封不久的同姓诸侯王“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先是淮南厉王刘长阴谋夺取帝位，接着是济北王刘兴居起来造反，继之又有人告发吴王刘濞正在谋叛。他强调“天下之势方病大瘇”，“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务必抓紧时机，治之于未乱之时。
贾谊以为，要解决分封制带来的矛盾，只有加强朝廷权力，“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使诸侯王听命于汉皇朝；对于那些反叛者，坚决予以法治。他第一次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就是将诸侯王国以大化小，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此论对于以后晁错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文景之世的“削藩”和武帝之世的推恩分封诸王子弟提供了理论依据。故史称：“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①此说是符合史实的。
其次指出，匈奴侵扰而使汉朝不安，必须对匈奴严加控制。西汉之世，匈奴是汉朝之劲敌，常侵扰汉的边境，掠夺人口与财物，为汉朝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汉皇朝初期，与匈奴战争，负担和损失太重；与匈奴和亲，又必须付出很多财物，而且难以阻止其不再来侵扰。贾谊从大汉族主义出发，认为当时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头足颠倒，汉朝患了半身不遂的痱疾。他认为，这种病应该治，也可以治，因为汉大于匈奴。他向文帝要求承担制驭匈奴的任务。后来没有兑现。
还指出，豪富奢侈而隐伏危机，必须“移风易俗”，以“定经制”。西汉之世，豪富通过巧取豪夺，取得大量财富，他们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了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一方面上与王侯公卿等权贵分庭抗礼，俨然独立姿态，形成一种几乎不为政权左右的经济势力。这对封建经济与封建政权存在不利因素，但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凡夫俗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当时买卖奴婢，豪富奢侈的严重事实，说豪富者在物质享用上几乎超过帝王之家，在经济上越出等级制之轨。又说：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这指出了有豪富必有贫民，贪富之间深刻的矛盾，必然随之产生激烈的对抗和斗争。
同时，贾谊指出秦汉风俗败坏：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这指出了自秦以来上下都淫侈贪利，不顾礼义廉耻。而公卿大臣忙于行政事务，安于现状，无视风俗败坏，不知大体。贾谊以为，必须针对世风，而“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就是要使逐利转向为义。解决豪富侈靡与风俗败坏之法，是宣传重义而轻利，是用封建主义强行抑制。其法较为消极，故在当时收效甚微。稍后，武帝盐铁专利，官府经商，上下侈靡，效果也不好。
此论还谈到，重法轻礼而礼义道消，必须重礼，以礼义教太子，以礼义待君子，才能使政权兴而不亡。
除《过秦》、《治安策》外，贾谊还有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如：《论积贮疏》论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谏铸钱疏》论国家控制铜，“收铜勿令布”，等等。
在《论积贮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弃农经商和经济不佳的实情与困境，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① 《汉书·诸侯王表·序》。
这与《治安策》所揭现状是一致的。但《治安策》未提出针对性的经济对策；而《论积贮疏》则提出了“积贮”与“驱民而归之农”的方针。这在当时，可谓有的放矢，英明之见。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农立国，如汉朝那样，就得以农为本，就得抓粮食的生产与积储；否则，就会出乱子。这是由史实所证明了的。
在《谏铸钱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有的弃农而采铜，私铸铜钱，影响了农业生产，也搅乱了币制。他认为，听之任之，不行，严令禁止，也不是好办法；他建议“上收铜勿为布”，就是国家对铜加以控制而不散放。此论之后，汉皇朝禁民铸钱，官府掌握制钱大权，实际上是贾谊思想在政策上的兑现。
贾谊年轻有为，关心国家大事。其思想有两点很可贵：一是正视社会矛盾而提出改革意见，无因循之陋，有勃勃生气；二是尊重历史，承认陈涉起义在秦汉之际所起的历史作用，并有“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①的名言。象他这样的青年人，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① 《新书·大政》上。
第二节晁错“削藩策”和晁错之死晁错（？—前1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①。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