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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王、司马相如。但武帝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东方朔、枚皋，态度滑稽，说话无根据，武帝视他们如俳优。“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①，在这班内廷人物中，严助选用最早，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间。司马相如为郎，当在此后不久。
司马相如为郎后，常怕事避事，并不积极争取任职，只以辞赋之长侍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武帝始改换服装，在长安城西南一带地方游行打猎，吾丘寿王为之规划区域界线，扩大上林苑，为天子游猎行乐之地。司马相如曾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武帝年富力强，好登临险阻，亲自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戒，以为这里有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这《谏猎书》是短篇散文。武帝赞赏他的谏言。回来过宜春宫，这里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赋》，是短赋，哀二世之行失，实藉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于此可见相如侍从武帝所尽力的一斑。大约不外文字讽谏。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武帝听从番阳（江西波阳县）令唐蒙的建议，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计取南越。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准许他带领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随外，还发动一万多巴蜀民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情制裁。巴蜀民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武帝恐怕巴蜀民变，就命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向民众解释，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里，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司马相如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唐蒙这时已由巴郡的符关（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朝。唐蒙回长安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
这时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长，知道南夷与汉朝交往，得汉财物赏赐，很有好处，因而也表示愿意归汉，请求汉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武帝认为这话有理，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汉朝去通好。又派了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三个副使。他们乘坐四匹马拉的传车，急奔蜀郡，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夷人谈判，并用巴蜀地方官吏赠送的货币财物以安慰他们。这里是司马相如的故乡，蜀都太守以下都出城欢迎，县令背着弩矢走在前面开路，蜀郡地方人民引以为荣。卓王孙和临邛的一些豪绅都通过司马相如的家人献牛酒以结交友好。卓王孙不胜叹惜，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因而又分与女儿文君财物，和给男儿的一样多。司马相如和西南夷谈判很成功，“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相如回朝报告，武帝颇为高兴，就在西南夷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附隶蜀郡。
但是事情还有些曲折。司马相如奉命出使的时候，蜀郡父老曾表示不赞成，以为西夷地方没有用。朝廷上大臣也以为蜀郡父老的意见对。相如当时① 《汉书·严助传》。
也想进言劝止。但此事原是他建议起来的，因此又不敢进言。于是设辞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已责问辩论，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动向，令百姓知道这原是天子的意图。此文即《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
不久有人上书告发相如使蜀时受贿，遂失官家居。他的家在茂陵，是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建造的自己的陵园，并改为一个县。这也是皇家新的游苑别墅，是武帝集中“豪杰”及“乱众之民”的禁区。相如为郎后，侍从武帝，大概就住在这里。
司马相如失官家居一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武帝复召他为郎。从郎官到郎官，十多年来，司马相如官未有进，他已五十多岁，不年轻了。这时公孙弘、张汤逐渐得势而为高官，他们都善于体会武帝意旨出言行事，加强汉朝的专制统治，自皇亲国戚至平民百姓，一批一批地被杀。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司马相如仍从武帝，只是备员而已。他与卓氏婚，家有余财。有“消渴疾”，常称疾闲居，以为文著书自娱。
乐府工作和孝文园令汉初已有草创的乐府（音乐歌舞机关），主其事者为夏侯宽。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武帝定立祭祀天地（郊祀）的礼仪，由于制礼作乐的需要，正式成立乐府，扩大其组织，充实其内容。一方面命使者采集南北各地方曲调歌谣到乐府里来诵读歌唱，一方面又选派他身边的辞赋文人为乐府制作歌诗以备合乐歌唱，司马相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他没有具体的官职，为乐府制作一些诗歌是可能而合适的。武帝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总领其事。他精于音律，能创作新声变曲，为武帝所喜爱。司马相如为乐府偶然制作几首歌诗①，实际地位和生活并没改变，还是很清闲的。
后来，司马相如由郎官转为孝文园令，就是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务。
由汉宫武帝身边出来，主管祖宗陵墓，更清闲了。但他专业始终不离辞赋。他见武帝又好讲神仙之道，就对武帝说：“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相传神仙都居山泽间，形容清瘦，这不是帝王应有的仙意，于是写成《大人赋》。相如奉献了《大人赋》，武帝大为喜悦，读了《大人赋》好像自己飘飘然飞上了青云，遨游于天地之间而成神仙了。本来他的意思是要劝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结果反而使武帝感到神仙之乐，更好讲神仙之道了。
又后来，相如因病辞去孝文园令，得到武帝的允许。于是他家居茂陵养病。相如的病一天天重了，武帝要人到他家去取书，并说若不去取，后来遗失很可惜。于是就命所忠这人前往相如家取书。所忠到后，相如已死，家中无书。问其妻文君，文君说：“长卿家中从来没有书，他常常著书，常常被人取去，所以家中没有书。长卿在死前，曾为一卷书，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即以此卷进献。’此外没有别的书了。”此卷遗书，讲的是帝王封禅事，正合武帝的意。所忠奉上相如的封禅书，武帝大为惊奇。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终年六十左右。
① 《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朝陇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天马》十（其一）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可能出于司马相如之手。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是西汉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和辞赋，而以辞赋为大宗。他仕宦于景帝及武帝前期约四十年，终不得意，“盖雄于文者，常桀骛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①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文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武帝从政治需要出发，重视建功立业实际有用的文人，而不仅仅以文辞取士。而相如一生恰恰只以辞赋擅长。
汉武帝时代，以屈原赋为典型的骚体赋，犹兴盛一时。司马相如亦常作这类赋，如《大人赋》等。而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独创一格，则是他的宏篇巨制如《子虚赋》、《上林赋》。它们的特征，以子虚说“云梦之事”为例：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垼探鹨谏乓绽昧邸Ｆ涫虺嘤衩倒澹宅z琨珸，W玄厉，碝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糜芜，诸蔗猼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菴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栌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猨蠷蝚，■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 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这可见其夸张实事，全面铺叙，连类并举，侈陈物象，句式整齐，文辞华丽。它们是从散文变来、名副其实的辞赋。其源应溯于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与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之辞。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他的大赋，实欲纵横悉陈，网罗一切，表现了广泛富丽的气格，是汉赋发展新的里程碑，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由文景无为而治走上强大繁荣在文学上的反映。他的散文《上谏猎书》、《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亦表现了气格雄伟、说理畅达的特点。相如有文字著作《凡将篇》，可见其文章特别是大赋以辞藻繁富著称，决非得之朝夕，而是有其深厚的素养的。
“然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他的突出成就，在于大赋。扬雄《校猎赋》、《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大赋，都是受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影响。明王世贞评之曰：“《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指贾谊）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固）、张（衡）、潘（岳）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