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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起主要作用，一个是霍光，一个是汉宣帝。宣帝诛除霍氏，只是政治权力之争，而不是政治路线斗争。
① 此段情节，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和《西域传》。
第二十三章萧望之贡禹师丹萧望之、贡禹、师丹以名儒为大臣，能高论而无济时艰。
第一节萧望之受霍光冷遇萧望之（？—前46），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徙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家庭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开始学习儒学。他“好学”，起初学习《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②。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听不得这种意见。于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意思是，你不肯循规蹈矩，得罪了执政，结果不得大官而守门。萧望之说：“各从其志。”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建议宣帝亲政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现在陛下“思政求贤”，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议皇帝“亲理政”，“举贤材”，“考功能”。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连提升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汉书·萧望之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参见《汉书·艺文志》。
发表政见，多所建议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内，不愿意远出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65 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宣帝觉得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打算试试他处理政事的才干，于元康二年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怀疑君主对己有所不满，就装起病来。宣帝听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谕旨意说：“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这年西羌反，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发议，以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们引经据典，反对张敞入粟赎罪的建议。
宣帝又将此议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乌孙持两极，无坚约”，建议征还少主。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五凤（公元前57—前54 年）年间匈奴大乱，议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大臣问策于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如果“乘乱而幸灾”，“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他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汉朝果然调兵卫护呼韩邪单于，平定其内乱。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宣帝称好，萧望之却表示反对。然而推行常平仓，“民便之”①。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对他甚为器重，而萧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称职。三公非其人，① 《汉书·食货志》。
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穷困，盗贼未止，官吏无能，都因丞相不称职。宣帝因萧望之轻视丞相，就命几个官吏诘问他。萧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对。宣帝从此对他不大高兴。
由太傅辅政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告发萧望之对使者傲慢失礼，对丞相患病也不过问，还有擅作威福和贪财行为，触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办。宣帝于是指责萧望之“廉声不闻，傲慢不逊”，沾染污点，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左迁为太子太傅。
萧望之左迁后，黄霸、于定国等相继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他却不得为相。做太傅时，以《论语》、《礼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诏公卿议接见礼仪。黄霸、于定国等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依次在下”。萧望之则认为、对待匈奴，应当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礼”。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客礼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诸儒对《五经》同异的意见②。
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病重，选择可以嘱托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宫中，任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元帝。萧望之与周堪本以师傅受到尊重，现在多次宴见，参议国家大事。萧望之又推荐刘向，擢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元帝重视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与弘恭、石显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视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弘恭“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法”①。他们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互相勾结，而与萧望之等对立。萧望之与史高“有隙”②，又“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③，打算建议罢免这伙人。他以为中书是为政之本，应当选用贤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后庭而任用宦者，这不是本朝旧制，又违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建议罢免中书宦官，更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难于改革，议久不定，还将刘向调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才士备用谏官，会稽人郑朋暗里打算附从萧望之，上书揭发史高、许章及其子的过错。周堪看过这个奏疏，建议让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当面吹捧萧望之，说萧望之如果兴周、召之业，他愿追随② 《汉书·宣帝纪》。
① 《汉书·佞幸传》。
② 《汉书·匡衡传》。
③ 《汉书·楚元王传》。
效力。萧望之对此奉承颇为乐意。郑朋还多次称颂萧望之，短毁史高，说许章、史高的过失。
被宦者势力迫害而亡自郑朋的不正之风暴露之后，萧望之就与他断绝来往，周堪也不予推荐任用。郑朋为此怨恨，倒向许、史，把说许、史事的责任推给周堪等人，说：“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建议召见了郑朋。郑朋出外扬言说：“我见，言前将军（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萧望之听到这个消息，就此问弘恭、石显。弘恭、石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