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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事》首引古事说：“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宁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歆传》、《扬雄传》。凡引上传者不另作注。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封事》继引秦事：“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雍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封事》继称：“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
《封事》又继称外戚王氏之事说：“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室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封事》最后指陈：“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机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刘向的封事书使成帝为之感动，但并无办法，只有任刘向为中垒校尉。
元延年间（公元前12—前9 年），异常现象屡见，星孛东井，岷山崩坏，还有日食。刘向对此颇生恶感，产生了一些想法，又上奏，说：历来天象与人事相应，“天命信可畏也”，“神明之应，应若影响”。近来灾异多见，“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建议崇刘氏，诛数奸，并要求成帝接见，以便“指图陈说”。成帝果然召见刘向，“然终不能用”。
刘向一生很关心刘氏宗室的命运。史书记载：他“数言公族（指刘氏宗室）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指外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又记载：他“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颂宗室，讥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但正因刘向关心皇族而讥刺外戚，就必然遭到外戚的忌嫉与排挤。据说皇帝多次欲用刘向为九卿，然总得不到王氏居位者及大臣的支持，故终不得提拔。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去世。
刘歆在政治上与刘向的异趣刘向的儿子刘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他年轻时因通《诗》、《书》，能属文被成帝召见，因大将军王凤不同意任他为中常侍而改任为黄门郎。刘向去世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即位初期，刘歆由大司马王莽推荐，任侍中太中大夫，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又领校《五经》，完成其父未竟之业。后因写《让太常博士书》，指责诸儒专己守残和党同伐异的政策，与执政大臣有了矛盾，又被众儒所谤，出京任河内太守。后又转为涿郡太守。过了几年，以病免官，又起用为安定属国都尉。
哀帝去世后，刘歆受到执政者王莽的重视，他俩早年同为黄门郎，有一段旧交情，现在由王莽任为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元始五年（公元5 年），刘歆与陈崇等十二人受命“治明堂，宣教化”，被封为红休侯。
平帝时，王莽玩弄权术，欺上压下，“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①。刘歆趋附王莽，而“典文章’，是王莽的笔杆子。始建国元年（公元9 年）正月，王莽改国号，封拜大臣。刘歆为国师、嘉新公，与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将哀章，号称“四辅”，居上公之位。刘歆为了与王莽拉关系，将己女许配王莽之子，结成了亲家。
刘歆与甄丰、王舜等同为王莽的心腹，参与一些阴谋篡权与吹捧活动，故得到重赏而“并富贵”。但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反对王莽者四起，刘歆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于是对王莽三心两意。当王莽篡位时，刘歆等内心恐惧，流于形色。王莽有所察觉，大为生疑，先发怒于甄丰，逼得其自杀，刘歆之子刘歆受牵连被处死，“牵引公卿亲党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①。王莽末年，社会矛盾更为严重，赤眉军、绿林军给予王莽政权以严重打击，王莽统治集团内部日益分裂，刘歆估计王莽必败，大祸且至，又怨恨王莽杀了其子，乃与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合谋，准备劫持王莽，去投降绿林军。正待机举事之时，被人告了密，董忠被杀，刘歆与王涉皆自杀，谋反事宣告失败②。刘歆死时为地皇四年（公元23 年）七月。刘歆掌管过儒林、史卜等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其义被班氏删取于《汉书·律历志》中。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据此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1547，世有“刘歆率”之称。刘歆文章，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① 《汉书·王莽传》上。
① 《汉书·王莽传》中。
② 此段情节依据于《汉书·王莽传》中、下。
第二节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刘向、刘歆在政治上的各异，在学术上也有所反映，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①。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在经学上，刘向治《春秋榖梁传》，参与石渠阁讲论，刘歆治《左传》，坚持立《左传》于学官。《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属于古文经学。从经学派别来看，父子二人是对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雠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 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① 班固在《律历志》里没有明文写出这一点来。《王莽传·赞》说王莽是“余分闰位”。这是东汉人的说法，应与《三统历谱》的精神不同。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