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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刘縯、刘秀兄弟率领的舂陵兵与王匡等率领的新市兵和陈牧等率领的平林兵会师，在宛县以南的小长安聚被王莽打败，各欲散去。刘縯听说下江兵在宜秋，约同刘秀、李通前去和王常等联络。刘縯劝说王常与他们合兵反莽。王常同成丹、张卬商议，丹、卬都说：“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王常心独归汉，乃稍劝导其将帅。王常在军中素有威信，成丹等诸将接受其意见。于是，引兵与舂陵、平林、新市兵合，诸部齐心同力，士气高涨，遂与王莽军展开决战，大败之，杀王莽大将甄阜、梁丘赐。更始元年（公元23 年）二月，绿林军诸将以“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议定拥立宗室为帝。农民军将领中唯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立刘縯，但绿林军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拥立刘玄，于是，立刘玄为帝，建元更始。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命王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派他率兵北上攻取汝南、沛郡，还到昆阳（今河南叶县），与刘秀等率众击破王邑、王寻所部王莽大军，歼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刘玄从洛阳迁都长安后，命王常行南阳太守事，予以赏罚大权，封邓王，食邑八县，赐姓刘氏。
更始政权败亡后，光武自鄗邑南下，定都洛阳，遣执金吾贾复等率兵南下，于建武二年三月击破更始政权郾王尹遵。这年夏季，王常携妻子前往洛阳，归降光武，“肉袒”谢罪。光武以王常与其兄刘縯相交颇深，并在诸将中有较高威信，对于他的归降非常高兴，加以安慰，夸奖王常诚心拥戴汉室。但对于王常久事刘玄，不早归汉有责备之意。王常表示歉意，并作了解释，说：“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廷，死无遗恨。”光武帝笑道：“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于是召集公卿将军大会，对群臣说：“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对王常归降深表欢迎，并大加赏赐，拜为左曹尚书，封山桑侯。后来光武又在大会上对群臣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于是拜王常为汉忠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 年）八月邓奉反叛后，命他率领诸将南下讨伐邓奉、董䜣。后来又命他率兵北上，平定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渔阳等地豪强大族割据的屯聚。建武五年（公元29 年）秋，王常又随光武讨伐苏茂、庞萌。在攻打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之役中，王常率领所部与敌军在城下决战，城上矢如雨下，他亲冒矢石，奋勇当先。光武于高处望见，恐其有失，遣使召回，下邳敌军亦开城投降。不久，他又率领骑都尉王霸平定沛郡（今江苏沛县）等地。建武六年（公元30 年），受命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王常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率军西屯长安，以备隗嚣。第二年，光武派遣使臣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①，高于诸将军，以示尊宠。隗嚣大将高峻据朝那（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他曾率兵击败之；又击败隗嚣部将于乌氏（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南）；又平定沿边塞的西羌部落。建武九年（公元33 年），他奉命北上驻屯涿郡之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防备卢芳勾结匈奴入侵涿郡。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王常病故在屯所，谥为节侯。
王常为绿林军的主要领袖之一，后来拥戴刘秀为帝。与同时起义绿林的马武并列云台，成为中兴功臣中的著名将领。
① 绝席：独坐一席，以示尊显。《汉官仪》曰：“御史大夫、尚书令、司隶校尉，皆专席，号三独坐。”第三十二章桓谭班彪张衡桓谭、班彪、张衡，是东汉前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
第一节桓谭①多才多艺桓谭（前20 左右—约56），字君山，沛国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
人。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②。
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③。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首先，任用贤人。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桓谭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③ 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①意思是，君主招贤，能否使用并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勿疑而信任，采纳并施行其策。
其次，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再次，重农抑商。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即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还谈，统一法度。他说：“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
此书呈送上去，没有受到光武帝重视。
桓谭著《新论》的旨趣在于“兴治”。他提倡“霸王道杂之”的治道，并对王霸之道作了阐释。何谓王？“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王何术？“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何谓霸？“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霸何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他认为，现实需要王霸杂用：“唯王霸二盛之义，以定古今之理焉。”王霸之道对时政一定有利：“王者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按他所论，“霸王道杂之”的大致内容是这么三个要点：一是除害、富民，以礼义教民；二是加强皇权，统一法度；三是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换句话说，就是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同时注意巩固政权，防止政治腐败。这在两汉之际百姓遭殃、政权不稳、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批判谶纬迷信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① 以上引文均见《新论·求辅》。参见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十三。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