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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使徒保罗和意志无能（5）
保罗知道，从他的描述中推断出我们“仍在罪中，尽管恩惠显多”（《罗马书》6：1）（“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罗马书》3：8］）是十分容易的，尽管他差不多预见到需要十分严厉的教条和教规才能使教会免受pecca fortiter（大恶）的侵袭。他也清楚地知道基督教哲学的最大绊脚石：全知全能的上帝和奥古斯丁后来叫做意志的“荒谬性”之间的明显矛盾。上帝怎么会允许人类的这种卑鄙？总之，上帝为什么还“指责人”，因为没有人“能抗拒他的旨意”（《罗马书》9：19）？保罗是罗马公民，他用希腊共同语说教和写作，他显然十分熟悉罗马法和希腊思想。但是，基督教（不是教会）的创始人仍然是一个犹太教徒，除了他对自己的新信仰和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新发现所提出的对不可回答的问题的回答之外，也许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当约伯怀疑希伯来上帝的不可理解的做法时，这几乎就是他给出的回答。和约伯的回答一样，保罗的回答也是十分单纯的和非哲学的：“你是谁，竟敢跟上帝犟嘴？被造之物岂能对造物主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利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倘若上帝……要彰显他的权能，他会容忍……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于那早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之上……吗？”（《罗马书》9：20—23；《约伯记》10）。同样，上帝决意回绝一切疑问，对敢于质问他的约伯说：“我要问你，你要对我说实话。当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会对上帝满意吗？”对此，约伯的唯一回答是“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所不知道的”（《约伯记》42：3）。
和他的关于死者复活的教义不同，保罗的argumentum ad hominem（针对人的论证）用“你是谁，竟敢提问？”打断了所有的问题，因而不能在基督教信仰的早期阶段之后继续流传下去。从历史的意义来讲，这当然是因为在imitatio Christi（基督形象）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基督教徒没有受到致力于调和希伯来人对造物主—上帝的绝对信仰和希腊哲学的企图的影响。无论如何，犹太社会禁止任何形式的思辨；受诺斯替教启发的《塔木德》教导他们说：“人在一生中最好不要思考四样东西：在上面的东西，在下面的东西，在前面的东西和将在后面的东西。”Chagigah，II，1。引自Hans Blumenberg的《隐喻学的一个范型》（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伯尔尼，1960年，26页，n。38。
与对一切存在之奥秘的这种敬畏的微弱反响一样，在几个世纪后，我们听到奥古斯丁重复在当时可能已经众所周知的玩笑：“有人说：上帝创造天地之前在做什么？我答道……上帝为那些探求这种深奥问题的人准备地狱。”不过，奥古斯丁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几章里（《忏悔录》），他一本正经地认为那些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患有“一种罪恶的疾病，他们所探求的东西超越了他们所能理解的东西”，然后给出了一个在逻辑上正确的、但在实际上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造物主—上帝是永恒的，当他创造天地的时候，必定已经创造了
时间，因此，在创造天地之前，不存在“之前”。“希望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被造之物，就没有时间。”第十一卷，第十二章和第三十章。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意志全能（1）
9。爱比克泰德：意志全能
在《罗马书》中，保罗描述了内心体验——“我愿意但我不能”的体验。由于伴随着神恩的体验，这种体验是难以抵制的。他解释他体验到的东西，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为什么以及如何联系在一起。在解释的过程中，他提出了第一个综合性的历史理论——什么是历史的理论，为基督教教义奠定了基础。但是，他的方法是根据事实；他不诉诸论证，这就是为什么他与爱比克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在别的方面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是同时代人，来自近东的大致同一个地区，生活在希腊化的罗马帝国，讲同样的语言（希腊共同语），虽然一个是罗马公民，另一个是自由民——以前的奴隶；一个是犹太教徒，另一个是斯多噶主义者。他们也具有某种严格的道德观念，因而与他们周围的人物保持距离。他们都认为，凡看见邻舍的妻子就动淫念的，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他们几乎以同样的语言把当时高谈阔论的人——在保罗那里的法利赛人，在爱比克泰德那里的哲学家（斯多噶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当做言行不一的伪君子。爱比克泰德大声说：“我要看看你是一个怎样的斯多噶主义者！”“我要看看即使身患疾病也感到乐观，即使面临危险也感到乐观，即使行将就木也感到乐观，即使被流放也感到乐观，即使失宠也感到乐观的人。……老天作证，我很想看看一个斯多噶主义者。”爱比克泰德：《谈话录》（Discourses），第二卷，第十九章。 在爱比克泰德那里，这种鄙视比在保罗那里更直言不讳，起着更大的作用。最后，他们对身体有一种几乎出于本能的轻视——用爱比克泰德的话来说，身体是一只“皮囊”，我每天往里塞东西，然后再清空：“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麻烦的吗？”《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23。 ——强调“内心深处的我”（保罗）和“外部事物”之间的区分。《手册》（The Manual），23
他们都仅仅根据意志的激励来描述内心世界的实际内容。不过，保罗认为意志是无能的，而爱比克泰德则认为意志是全能的：“善在哪里？善在意志中。恶在哪里？恶在意志中。什么地方没有善和恶？在没有意志支配的地方。”《谈话录》，第二卷，第十六章。 乍看起来，这是古老的斯多噶主义的学说，但缺少古老的斯多噶哲学基础；在爱比克泰德那里，我们没有听到本性的内在善良，人应该按照本性（kata physin）生活和思维——也就是说，把显而易见的恶当做一种无所不包的善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对爱比克泰德的兴趣正是由于他的说教中没有这种形而上学的教条。
爱比克泰德最初是一位教师，因为他述而不作，我拥有的所有著作，包括《谈话录》，“显然几乎都是他的讲课和非正式讨论的速记，由他的一个学生阿里安整理和编撰”。参见Whitney J。 Oates的《斯多噶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哲学家》（The Stoic and Epicurean Philosophers）的前言，Modern Library，纽约，1940年，我通常引用其中的译文。 所以他显然认为自己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他和大多数所谓的苏格拉底追随者一样，忘记了苏格拉底并不讲授任何东西。无论如何，爱比克泰德把自己当做哲学家，他把哲学的主题定义为“人的生活艺术”《谈话录》，第一卷，第十五章。 。这种艺术主要在于为每一次不幸遭遇和每一种极端贫困的处境提供理由。他的出发点是以前所有渴望幸福的人（omnes homines beati esse volunt），哲学的唯一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个不言而喻的目的。与时代风尚相一致，并且与前基督教时代形成对比，爱比克泰德深信，由于世界上的生命不可避免地以死亡告终，始终因恐惧和焦虑而感到不安，所以如果没有人的意志的特殊努力，生活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幸福”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幸福”不再被理解为eudaimonia（幸福）——过得美满（eu zēn）的活动，而是被理解为euroia biou（平静的生活）。Euroia biou是斯多噶主义的一个隐喻，表示安宁的生活，没有受到暴风雨和障碍的干扰。其特征是宁静（galēnē），在暴风雨之后的平静、安静、晴朗（eudia）《谈话录》，第二卷，第十八章。 ——古典时代尚不知道的隐喻。这些隐喻都与一种灵魂的状态有关，这种状态最好是用消极的词语（例如，ataraxia［内心平静］）来描述，它确实是一种十分消极的东西：过得“幸福”最初意味着“不是过得悲惨”。哲学应讲授“理性的过程”，论证，“就像随时能使用的武器”，同上书，第一卷，第二十七章。 针对实际生活的不幸。
理性发现，造成你不幸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的死亡威胁，而是你内心对死亡的恐惧，不是痛苦，而是对痛苦的恐惧——“令人恐惧的东西不是死亡，也不是痛苦，而是对死亡和痛苦的恐惧”同上书，第二卷，第一章。。因此，唯一可怕的东西是恐惧本身，虽然人不能逃避死亡或痛苦，但人可以改变自己对恐惧的态度，消除可怕的东西在人心里留下的印象：“如果我们克制的恐惧不是出于死亡或流放，而是出于恐惧本身，那么我们就能避免我们认为恶的东西。”同上书，第二卷，第十六章。（我们只需想到在许多情况下不可抵挡的恐惧心理在灵魂中所起的作用，或想象不管人怎样无所畏惧，体验到的痛苦都没有留下回忆——爱比克泰德的“印象”——就行了，以便实现这些牵强附会的理论的实际心理学价值。）
在内心世界里，人不是面对外部事物，而是仅仅面对外部事物的实际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留下的“印象”。一旦理性发现了这个内心世界，它的任务就完成了。哲学家不再是考察他所遇到的东西的思想家，而是不准备“面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