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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这可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个重大事件中得到证明。其中一件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件则还是近期的事。
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中国的拿破仑,为抵御野蛮的游牧部族对中原的骚扰而修筑了长城。中国人赋予它一个美名——万里长城,它的确像是把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城市围起来的城墙,仅就在此意义上讲,整个帝国就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前言长城高二十多英尺,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一个烽火台,当士兵前来保卫帝国不受外敌侵扰时就住在里面。长城绵亘在巍峨的高山、广袤的原野和起伏的丘陵之间,它跨越了冬日里充满咆哮怒吼的狂风的沟壑与山谷,经受了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尽管冬天白雪覆盖、狂风大有将其夷为平地之势,而夏天的烈日又几乎要将其融为碎片,但是,今天它仍挺立在那里,丝毫没有减少威慑力,仿佛工匠们就在昨天才将其修筑完毕。
第二件大事是近代才发生的。19世纪40年代,强大的英国军队凭借手中的枪炮强迫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自此以后,控制中国的不再是那只“死神之手”,而是武力威慑之拳,它使英国的势力得以在中国存在下去。英国的商人在这里从事着鸦片贸易,英国的战舰游弋于中国的东部海域以确保自己获得的权利。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箱的鸦片从别处运抵中国,使从事鸦片贸易的那些外国商人变得富有,也为英国带来了发展所需的财富。这是一种多么可鄙、多么邪恶的行为啊!武力威慑之拳仍在高高地举着。
时光慢慢向前推移,在此期间,鸦片渐渐遍及整个中国,它的黑手正牢牢地抓住无数人的心,政府永远无法消除的灾祸也正把无数个家庭毁灭,因为那武装的铁拳总是保持着威慑力。
在我看来,这个民族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块土地上也不时地开着罂粟花。放眼中国大地,灾难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仿佛将来也无可救药。
但接着出现了伟大的奇迹。这个国家的志士仁人胸中的愤怒之火燃烧起来,并呈燎原之势。经过5年左右的抗争,征服者的武力威慑之拳终于慢慢地垂下来了。
今天,罂粟花已不再在这块土地上开放,人们希望在两三年之后,鸦片将完全从这个国家消失。
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成中国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干完的事呢?
本书各章,除了结尾一章外,分别都独立成篇地在中国上海的《北华捷报》上发表过。它们后来又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定名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此后,我又对这些文章进行了修订和充实,承蒙编辑恩准,我又得以将此书在英国再版,以飨英国读者 修改后书名为《现代中国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但考虑到《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名更加形象,故此仍用旧名。——译者。
J麦高温
《中国人生活的名与暗》第一部分土地与土地法则(一)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
还在好几年前,当决定在中国架设电报网时,需要向老百姓征用多少财富以满足建设之所需的问题始终未被政府纳入议事日程。架设的线路将绵延数千英里,它既要通过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里的人十分残忍,在行为上也无拘无束,还要通过朝廷命官权力无法达到的乡村,而在旷野、花园,或在别人的前院里埋置电线杆的权力问题,也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许多人认为如此激进的变革将会导致动荡,尤其当其与风水相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们一想到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个过了时的怪物就会使他们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一旦政府着手处理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保持沉默,电线杆会静静地竖立起来,就好像电报系统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它发明于中国历史上黑暗与混沌的时代,传说是由伏羲或神农发明的。
事实上,偶尔也会发现极个别小小的反面事件,工人们为了埋置电线杆而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挖了一个洞。皇帝曾给过这位学者极高的荣誉,这块墓地便是皇帝赐给他的封地。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当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他父亲的墓地旁粗野地刨坑时,他震惊了。怀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心情,他十分愤怒和激动地要与那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大干一场,以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与财富。随即,他走进那已经挖好的坑里,宣称自己宁可死,也不愿将电线杆竖立在父亲的墓地旁。他非常耐心地解释自己并不是否认皇上对土地的拥有权,但父亲的安息之地是皇室赐予的,他自认为对这块土地拥有特权。双方僵持着,看起来这项工作就得停下来了。这时,陪同负责这条线路的外国技师的中国官员前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走到那位蹲在坑里的人跟前,对他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这位官员把手一挥,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继续说,“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段简短而又具说服力的话使这位学者如梦初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示对其好意的感激。随后,他默默地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
除了从全国各地的海关所征收的款项外,国家所能征收的唯一一项直接税就是土地税。税收收入中用于教育、陆军、海军、国防及警察、穷人等的数额是绝对无人知晓的。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支付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压力,因为早已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那套体制会以一种高度令人满意的方式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承担其他开销。当然,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而钱财又被榨干了的普通百姓是无法享有这种待遇的。土地税的征收方式体现了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绝妙之处,依靠它,政府能够在无需支付工资和其他杂费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国家的权力得以维护下去。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执政以后,它总是根据自身需要颁布新的宪法,并把其作为未来各种法律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当满人在公元1644年登上权力宝座后,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颁布了他们称之为“大清律”的法律,这份文件改变了土地登记的方法,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耕地和占有的土地数交纳税金。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假如政府在这件事上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最终的结果是,它极其希望土地税不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水田地区,是按水稻的插秧量来征税的;而在旱地上,则是根据播种量(以升为单位,与英国的计量单位配克相似)来确定一个征税的量,并以豌豆作为折算的标准。
税的征收标准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随着土地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富饶的高产地区,水田里每播下一升稻种将要上交八至九个便士,在旱地则只需交纳四至五个便士就够了。但在贫瘠或少雨的地区,征税的数量要根据情况成比例地减少。在征税过程中,应对农民予以适当的照顾,他们不应该受到过分的敲诈。
土地税是一项十分稳定的税种,满人上台时它就存在了。直至今天,有关征税的规定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发生过革命,但并没有对地税的征收产生过什么影响。共和政体仍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中国人遵守和服从于法律的天性使旧有的秩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纵然皇帝已经消亡,但国务会议却无法召开。
地税远远谈不上沉重,但它的征收方式却常常给那些愿意交税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与不公。收税的人总是些劣迹昭彰、名声很坏、极其虚伪的家伙。他们不仅没有工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职位也确确实实是花钱买来的。作为对自己所支付金钱的回报,他们唯一要求得到的就是一种特权,凭借这种特权,他们可以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