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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罗斯离开施鲁斯伯里中学，到剑桥基督学院攻读医学。查尔斯独自做了一段时间的化学试验后，感到百无聊赖，兴味索然。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得知父亲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查尔斯十分不安。查尔斯在施鲁斯伯里中学从没有脱颖而出，罗伯特医生担心他会成长为一个无所事事、一心玩乐的打猎家。父亲责备他说：“一天到晚，你只知道打猎、养狗、抓兔子。这样下去，你不仅仅将是你自己的耻辱，而且将是我们家族的耻辱。”罗伯特医生相信自己知道十六岁的儿子到底适合做什么，决心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医生。在他的安排下，查尔斯提前两年从中学毕业，立即开始攻读医学。
第二章 永不停息的探索者
爱丁堡大学位于苏格兰，其医学院久负盛名。祖父伊拉兹马斯，父亲罗伯特都曾在此深造。罗伯特医生决定送儿子到这儿攻读医学。最令查尔斯兴奋的是，哥哥拉斯也要到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1835年10月，两个年轻人抵达爱丁堡，在大学附近的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在这里，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品尝麦片鱼头这样的美味佳肴，一边积极投身于古城的学术生活中。
爱丁堡又名“北方的雅典”，因为和古希腊的雅典城一样，这个大都市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中心。由于苏格兰的学术生活不受宗教控制，对于自由的思想，全新的理念，这儿比英格兰宽容得多。国教英国圣公会不但是英国君主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本身也是世俗社会一股强大的统一力量。剑桥、牛津的教师、学生都只能在它许可的范围内宣讲自己的学术思想。在英格兰，教会严禁思考地球的年龄和生命的历史，断言这些问题《圣经》——而不是科学——早已做出正确完美的解释，但苏格兰的师生则不受国教的束缚。特别是长期以来，苏格兰与法国——十八世纪富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科学家之乡，有着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再加上来自巴黎和欧洲其它地方的学者，丰富繁荣了爱丁堡的学术生活。
苏格兰的爱丁堡被誉为十九世纪早期“北方的雅典”，为十六岁的达尔文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自由和严峻的挑战。
在自由思考的学术气氛中，爱丁堡成为地质学和生物学学术活动的乐园。——地质学和生物学分别是研究地球和生命的科学。来自大不列颠，欧洲甚至美国的医生、作家、哲学家以及博物学家云集爱丁堡。达尔文晚年仍能回忆美国自然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JamesAudubon）的模样：衣服粗糙简单，黝黑的头发在衣领边披散开来，整个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鸟类标本。总之，爱丁堡领先潮流，激动人心，是年轻人开始在科学和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沃土。
兄弟俩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第一学期，他们从大学图书馆借阅的书籍比任何一位学生都多；罗伯特医生慷慨给与的零花钱也多用于购买书籍。然而，这股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查尔斯抱怨课堂枯燥乏味，令人痛苦。然而与手术室的毛骨惊然相比，这其实是小巫见大巫。麻醉剂发明之前，在做外科手术时，要用带子把神志清醒，战战兢兢的病人绑到病床上，附近再放几桶锯末来吸净流出的鲜血。按照规定，医科学生必须观察手术的全部过程，查尔斯却总不能忍受病人鲜血淋漓的景象和凄惨的叫声。虽然鼓足勇气试了两次，但当亲眼目睹对一个小孩子施行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手术后，他逃也似的离开了手术室，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尽管达尔文痛悔没有学会对他科学研究大有稗益的解剖技巧，但他从未克服看到别人流血、痛苦时的恐惧感。
一个学年终于结束了！查尔斯备感幸福。整个夏天他都用来走亲访友，享受自己所有的爱好。他是如此地喜欢打猎和射击以至于如他回忆，总是把猎靴放在床边，“以便早上能在半分钟内穿上它们”。后来，查尔斯失去了对打猎的兴趣。他解释说：“我发现观察和推理的乐趣比那些运动技巧大得多。”
第一学年后，拉斯没有再回爱丁堡，而是去伦敦攻读医学学位。查尔斯预感，哥哥不会以行医为业，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罗伯特医生认为，拉斯的身体过于柔弱不适合工作，因此拉斯在伦敦生活得悠闲、舒适，往来于文学界、科学界的名流之间，发展与他们的友谊。
尽管查尔斯也开始怀疑，自己也许永远不会做一名医生，他还是准备就绪，重返爱丁堡继续第二年的学业。由于父亲在房地产方面投资致富，查尔斯知道，自己可以从他那儿继承数目可观的一部分财产。这种拥有一大笔钱，衣食无忧，没必要做医生养活自己的想法，使曾一度吸引他的医学院一下子黯然失色。第二学年，在博物学方面，查尔斯投人了比医学更多的精力。
1826年，查尔斯加入了普利尼学会。这个学会的成员都对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学会定期集会，气氛热烈，已成定论的观念受到激进新思想的无畏挑战。用宗教术语来说，这是正统或传统思想与异端或激进思想之间的论辩。在当时的社会和科学界，正统思想家占绝大多数，认为凡是《圣经》上写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上帝通过大量的奇迹和超自然的力量塑造了世界，比如说神圣的创世纪和诺亚大洪水。与之相反，激进派断然排斥用超自然和神的力量来解释世间万物。他们坚信，用人们可以理解的物质力量，比如化学反应和重力等自然力量，科学能够解释世界。激进派思想家还宣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作为特殊的创造物与自然界隔绝开来。
这些对传统世界观的大胆质问，使保守的正统思想家大惊失色，狂怒不已，他们将这些新思想斥为机械论。因为他们认为，依照激进派对生命的观点，人被降格为没有灵魂的机器。守旧派们还担心，这些新思想会打破教会一统天下的社会结构。目睹法国发生的一切，他们警告说：在十八世纪，自由激进的思想观念四处蔓延，鼓动下层阶级不断质询业已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导致这个世纪以血腥的法国大革命结束。
诺亚大洪水。达尔文生活的时代，许多人相信，《圣经》中描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件的的确确发生过。然而，拥有科学思维的思想家，开始向这种宗教地球史观挑战。
正统派与激进派辩论的主题广泛，除自然科学外，还包括政治、哲学、宗教。两派之争经常使普利尼学会的集会空前活跃。例如在达尔文第一次参加的会议上，会员威廉·布朗（WilliamBrowne）批判了一本新书。书中大肆宣扬，神赐予人专门的肌肉用于皱眉。微笑或大笑。布朗痛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认为人与动物肌肉的种类是一样的。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激进的观念。
评价达尔文对科学的贡献，应当在他成年后科学界激烈思想论辩的背景中进行。新旧两派思想的论争使达尔文陷人深深的困扰之中。他克制自己，即使确信自己的思想完美无憾，也不把它们公布于众。显而易见，一旦如此，将会招致轩然大波，他痛恨自己成为这种争辩的中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思想之争给达尔文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激发了他的思维。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达尔文深受其他学者的熏陶。没有当时刊印的书籍和学术论文，没有点燃他思想火花的激烈论辩，根本形不成他对生物本质的真知灼见。达尔文不是高山绝顶孤独的鸟瞰者，掌握了别人闻所未闻的真理；他是时代的产物：他的思想诞生于自己生活的学术环境。今天，达尔文作为进化论的创立者永远被人们怀念。其实在达尔文提出这一论断之前，有关进化论的思想已经讨论了多年。只不过在瓜熟蒂落之时，达尔文以他在科学方面的旷世奇才，随之将它提出来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立足于《圣经》，认为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地球和世间万物，世界的创立仅仅开始于几千年之前。十七世纪的大量学者，包括英国数学家牛顿，通过累加《圣经》中提到的年代，认为从耶稣诞生算起，四五千年以前地球才开始出现。爱尔兰阿尔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JamesUssher）推断出，世界开始于公元前4004年。这个时间由于出现在许多版本的《圣经》上而人所周知。大部分人，包括达尔文在内，都认为这是《圣经》原本的一部分。
早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以前，许多目光敏锐、思想深刻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对《圣经》中神创造万事万物的说法提出质疑。第一个挑战来自地质学领域。化石——与贝类或其它生物惊人相似的石头——长期以来一直是神秘之源。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化石就是石头，不过凑巧与动植物的形状相似而已。然而早在十八世纪以前，地质学家就认识到，化石的确是一度生活在地球上的动植物的遗体或遗迹。但在短短的几千年内，它们是怎样变成石头的呢？
随着出土化石的增多，有些显然与现代生物没有任何联系，人们的疑团也越来越大。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恐龙化石。1822年，英国夫妇吉迪恩·曼特尔（GideonMantell）和玛丽·安·曼特尔（MaryAnnMantell）首次发现恐龙化石。很快，出土的恐龙化石越来越多，以其庞大的体积和怪异的形体强烈吸引着公众，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显而易见，地球曾经是某些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