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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相信，她越是这样说他心中越是怀疑。她没有说实话。实际上她看见了某个人，或者看见门开了一条缝，或者瞥见了书房里的那个人。但她否认得十分干脆。他想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干脆呢？是因为她不愿意把那个人同谋杀案相联系吗？是不是她十分关心那个人——或者更有可能是——她想保护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尚未成年，她觉得他还不清楚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他觉得她虽然厉害但还是很正直的。像她这种女人常常从事管理工作，主持一个委员会或者某项慈善事业，关心对公众有利的各项事务。同时她们又过分强调情有可原，常常为年轻的罪犯寻找各种借口。例如未成年的男孩子或者智力发展迟缓的女孩子，兴许他们已经是管教的对象了，可还往往博得她们的同情。若是看见这类人从书房出来的话，他觉得她很可能出于本能想保护他们。如今作案的孩子一般都很小，在哪个年龄段还不可知。7岁？9岁？他们一般在青少年法庭受审，看来很难弄清应该如何杜绝青少年犯罪。常常给他们找出不少借口，比如说家庭破裂、父母照顾不周等。然而最最卖力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找出每一个借口的恰恰是罗伊纳·德雷克这种人。而她们平时总是那么严厉，那么吹毛求疵。
波洛本人不赞成她们的作法。他第一步想到的永远是正义。他向来对慈悲为怀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过多的慈悲。从他在比利时以及这个国家的经历看，他觉得滥用慈悲往往酿成大祸。要是把正义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慈悲的话，许多无辜的牺牲者就不会白白送命了。
“我明白了，”波洛说，“我明白了。”
“您觉得惠特克小姐会不会看见谁进了书房？”德雷克夫人提醒道。
波洛饶有兴致地问：“啊，您认为有可能？”
“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以前，她见到有人进书房。我不小心砸了花瓶时，她说不定以为我是瞥见了那个人，兴许我看清了他是谁。有可能她因为没太看清楚而不愿意说出觉得那人是谁，怕引起误会。也许看见的是一个孩子、或者某个年轻人的背影。”
“夫人，您是觉得她见到的人仅仅是个孩子，或者说他还未成年？您认为我们正在探寻的案件肇事者极有可能是这类人？”
她思索再三才说：“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不过也还没有想明白。在我看来，如今案件往往与年轻人有关。谁也弄不清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有的只是想复仇，有的是想要毁灭一切。甚至那些砸电话匣子、刺破汽车轮胎以及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害人的人，他们这么做只是出于仇恨——倒不见得是恨某个人，而是恨整个世界。时代病。于是看到一个孩子无缘无故地在晚会上被淹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干这事的人还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您是否也觉得——觉得在这桩案子中这种可能性很大？”
“警察跟您观点一致——至少以前是，我觉得。”
“哦。他们会查清楚的。我们这一带警察十分得力。好几桩案子他们都处理得很漂亮。他们兢兢业业，从不轻易放弃。这桩案子他们八成能破，不过可能要一段时间，得花好一阵取证。”
“夫人，本案取证工作相当困难。”
“对。就是。我丈夫被害时——他腿脚不方便——他在过马路，一辆小汽车从他后面驶来把他撞倒在地。一直没有找到肇事者。也许您不知道，我丈夫身患骨髓灰质炎。他六年前患上的，身体部分瘫痪。后来稍有好转，但腿还是不方便。车向他飞驶而来他躲避不及。我甚至觉得责任全在我。他出门从来不让我跟着，也不让任何人搀他，因为他讨厌有人侍奉他，妻子也不行。而且他过马路一向很小心。可是一旦事故发生了，我还是深深地自责。”
“事故发生在您的姑母过世之后吗？”
“不是。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人们不是常说‘祸不单行’吗。我觉得就是。”
“对，的确如此。”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又问道：“警方也没有找到肇事车辆吗？”
“我记得是一辆蚱蜢七型的车。要知道路上跑的每三辆小汽车中就有一辆是蚱蜢七型的——或者说当时是这样。他们告诉我说是市场上最畅销的一种。
他们相信是从曼彻斯特的一家停车场偷来的。主人姓沃特豪斯，是曼彻斯特的一位老商人，经营种子生意。显然他不是肇事者。车无疑是被不负责的年轻人偷走的。这些不负责任的年轻人，或者说残酷无情的年轻人如今受到的惩罚太轻啦。”
“应该多蹲几年大牢。只是罚款，而且罚款还是溺爱他们的亲属交的，完全没有用。”
“我们不能忘记，”罗伊纳·德雷克说。“他们这个年龄非常关键，如果不让他们继续学业的话，就别指望他们这辈子能做什么好事啦。”
“神圣的教育事业。”赫尔克里·波洛说，“这种说法我是听学术界的权威人士说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重视教育。”
“教育也不是万应灵药，比方说对于一个家庭破裂的孩子来说。”
“您觉得对他们应该有别的处罚措施而不是蹲大牢？”
“采取恰当的补救措施。”罗伊纳·德雷克坚定地说。
“这样就能‘用母猪的耳朵做出丝质钱袋’来？您不相信这个格言‘每个人的命运都牢牢地系在自己的脖子上’？”
德雷克夫人显得大惑不解，又有点不悦。
“是一句伊斯兰格言，”波洛说。
德雷克夫人似乎并没有在意。
她回答说：“我们不要照搬中东的观点或者说空想才好。”
“我们必须接受事实。”波洛说，“现代生物学家——西方生物学家指出——”他犹豫了片刻，又接着说，“一个人行动的根源在于基因构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二十四岁时杀人，实际上两三岁、三四岁时就已有了苗头。或者说数学家、音乐天才都是从小就跟旁人不一样。”
“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德雷克夫人说，“我丈夫死于车祸。一个莽撞而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车祸。不管肇事者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年轻人，都还有希望最终接受这样一种信念，人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在不经意中要了别人的性命是绝对不容许的，即使不是故意的，只是过失犯罪。”
“如此看来，您肯定肇事者不是故意的？”
“我还是应该有所怀疑才好，”德雷克夫人有点吃惊，“警方好像也没有真正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还真没想过，只当是个事故。一场悲惨的事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包括我自己的。”
“您说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波洛说，“但乔伊斯一案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这根本不是事故。一双手故意把她的头部摁入水中，等淹死了才松开。蓄意谋杀。”
“我知道，我知道。太可怕啦。我连想都不愿想起，不愿提这事。”
她站起身不停地踱来踱去。
波洛不理睬她的话，继续说道：“我们还面临着一种选择，还得找出作案的动机。”
“我觉得这种案件似乎没什么动机。”
“您指的是凶手精神严重错乱，甚至以杀人为乐？就想杀未成年人？”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耳闻。真正的原因很难查明，甚至精神病专家也都没有定论。”
“您不打算接受一个简单的解释？”
她迷惑不解地问：“简单的？”
“凶手没有精神错乱，根本不是精神病专家众说纷纭的那种案件，有可能凶手只是想获得安全感。”
“安全感？哦，您是指——”
“就在那天，几个小时之前那孩子还夸口说她亲眼目睹过某人杀了人。”
“乔伊斯，”德雷克夫人不慌不忙地说，“真是个傻丫头。恐怕常常说谎话。”
“别人也都这么说，”赫尔克里·波洛答道，“您看，我也渐渐相信既然每个人都这么说，那肯定就是的。”他叹了口气。
他站了起来，态度也变了。
“夫人，真对不起。我在您面前提起了那么多的伤心事。而这些事又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据惠特克小姐说——”
“您为什么不再找她谈谈？”
“您是说——”
“她是老师。她所教的孩子们都有哪些潜在的可能性（照您的话说），她比我要了解得清楚得多。”
过了一会儿她说：“还有埃姆林小姐。”
“校长？”波洛很是吃惊。
“对。她很有判断力。我是说，她简直是个心理学家。您说我也许知道谁杀了乔伊斯——或者说只是不成熟的观点，我其实不知道——但埃姆林小姐也许知道。”
“真有意思……”
“我不是说她有证据，不是说她就是知道。她可以告诉您——不过我觉得她不会。”
“我现在感觉到，”波洛说，“我的路还长着呢。有些人知道——可就是不愿意对我说。”他若有所思地看着罗伊纳·德雷克。
“您的姑母曾经有位外国女孩子侍候她吧？”
“本地的流言蜚语您似乎句句都听见了。”她面无表情地说，“没错，是有过。姑母没死几天，她就突然走了。”
“似乎不是无缘无故的吧。”
“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诽谤她——但是无疑她像是伪造了我姑母遗嘱中的一个附加条款——也许是有人帮她伪造的。”
“谁？”
“她同在曼彻斯特一家事务所工作的一个小伙子很熟。他以前伪造过证件，还上了法庭。因为女孩子的失踪，这桩案子一直没有审理。她意识到了那份遗嘱认证时通不过，还会打官司，于是她走了，再也没有消息啦。”
“听说她也生在一个破裂的家庭，”波洛说。
罗伊纳·德雷克狠狠地瞪着他，他却一脸微笑。
“谢谢您告诉我这么多，夫人。”他说。
出了德雷克夫人家，波洛看见大路旁边有条小道。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