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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月里，克劳伯力挽狂澜。他不但设置和肯定了新闻的内部标准，而且定出了如何对待政治和政治家的办法。正是克劳伯的努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才在公益事务方面独占鳌头。他所制定的规矩，最后以不同的变异形式为其他联播网所袭用。罗斯福在其第一任期内对广播电台的使用，便充分说明这一新兴工具是何等的强大和有效。到了1936年，随着竞选日益抵近，各位政治巨头们要用广播电台的压力越来越大。克劳伯发觉自己在抵制由麦迪逊大街的那些广告撰稿人为共和党写的出价低廉的政治商品广告。他认为政治应是严肃的，不宜搞得商品味十足，更不能逢场作戏。政治广告也必须严肃。
那年，他还为现代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他决定广播在担任总统的宣传工具方面应上升到非同寻常的程度。这在开始时似乎十分自然。总统希望利用电台广播，人民希望听见总统的声音。而各个联播网也乐意充当中介，因为这样做能使联播网更有威信。每个人都同意“美国公众想聆听总统的声音”的说法，总统将以国家领袖的身份而非一般的政治家出面讲话。但是众多的令人烦恼的问题接踵而来：总统将在什么情况下向全国露面（此时是指大萧条时期）？在什么情况下总统利用这一崭新的手段和国民心灵的创伤来加强他作为一个老练的职业政治家的国内政治地位？他在此时应算一个国家的总统还是一个政客？这条线画在哪里？由谁去画？如果允许有人和总统辩论，这个人应是谁？
1936年，这些问题显得分外紧迫。那年，罗斯福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其他联播网一道转播。国情咨文在选举年恰巧是总统的竞选讲演，染上了强烈的党派色彩。共和党人大吃一惊，罗斯福利用电台广播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这赤裸裸的一党宣言，宣告了选举的到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要求联播网给他同样的机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答应让他在公司下属的两个联播网中的一个去讲演。这个联播网是保守派的，愿意满足约翰•；汉密尔顿的请求。接着，汉密尔顿会见佩利，就他使新政具体化一事大动肝火。佩利把汉密尔顿引到克劳伯处。汉密尔顿抱怨说，罗斯福的演说是独出心裁的一党发言，如此评价不为过，在国家利益和党派宣传之间应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线。克劳伯断然反驳，坚持不给汉密尔顿时间。克劳伯本人亲罗斯福和拥护新政。他说，总统作的是官方咨文，并未贴上党派标签。因此，在实质上无立宪功能的政党，都不得使用广播电台进行罗斯福所做过的活动。克劳伯就这样帮助总统确立了特权，总统使用广播的权利本来就够大了，此例一开，无疑使那些总统的潜在对手及其批评家们望电台兴叹。
四十年后，克劳伯制定的规定仍然有效，但引发的问题并没真正得到解决。这些做法极大地强化了总统的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其他党派的力量。由于总统意识到他不可能遭到政治反对派的有力抗议，因而想使用电台和电视的欲望越加强烈。同样的，鉴于反对党发觉自己接近这种威力强大的新型交流工具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它对潜在的总统候选人的吸引力，以及它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日益降低。政党工作的一部分，乃是为政治家们唤起民众，现在无法完成这一工作，从而也就删掉了全国对话意义重大的一部分。
《媒介与权势》第一部英雄年代中的真正英雄
英雄年代中的真正英雄
193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站负责人的职位空缺。那里的工作是安排欧洲官员在公司的联播网广播事宜，不带新闻性质。这个职位似乎一度要落到一名叫做弗雷德•；威利斯（Fred Willis）的年轻人身上。这个年轻人风度潇洒，社交活跃，是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非英国人。他的朋友维克多•；拉特纳（Victor Ratner）问他是否属实，因为这是一桩美差。威利斯矢口否认。他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最终决定要在公司本部出人头地。这就要求不可远离总部。结果，这个职务终于被另一个叫爱德华•；R。默罗的年轻人取而代之。
默罗是合适时代在正确的位置上的当然人选。这位雅致的人担任着一份当时不算雅致的工作。此人纯属世上少见，他像谜一样扑朔迷离。他的崛起异常雄健，以至于迄今仍然不为人所遗忘。他的事迹在许多方面恰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的新闻一样，今天仍不会被人遗忘一样。他易于害羞，面容痛苦，与人谈话往往局促不安。不过他极善于抑制感情，像发报机一样灵敏。他的影响超越大洋两岸，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使广播事业更受后代那些才气过人的广播家们的敬佩。由于他的贡献，以至于二十年后，在广播仍然大受敬重而电视声名不佳之时，他毅然涉足电视，使其一下名声大振，在新闻界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不像一名新闻界人士，倒似一位教育家，利用自己的职业和技术，在美国从昏昏欲睡，景况萧条的孤立国家转向主要的国际超级大国的过渡阶段教育了全国，随着美国羞怯地、缓慢地步入更广阔的世界，终于发现自己竟是超级大国。如果说他在以后的国内政治进程中专门报道这一新的国际角色的成效，如果说他在这一题材上震惊了上司，使自己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又是新闻传播者的话，那是另一回事了。开始起关键作用的，是他和他雇用的追随者们的盖世才华。这些人跟他一模一样，据此标准又把跟他们一样的人引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其他联播网。尽管他在1961年离开公司时疲惫不堪万分沮丧，但他所建立的大多数的规章制度是永存的。他的遗产是一种报道传统，无论公司的官员们的个人感觉如何，这些传统无法更替。
他的来临是独特的，没有任何一个广播新闻记者在公司内外树立的权威可以与他匹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部分在于广播本身是充满着试验性质的新鲜玩意儿。当他以高强技艺引起轰动后，国内当无足以压倒他和限制他发展的系统。这颗冉冉上升的新星的个人的天空无比广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前程无量。他带着公司同步飞升，联播网因他杰出的才能直接受益。开始时，他的影响比联播网本身还要大，因而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限制他在狭窄的现实范围内的权力。一方面在于他正报道的那场战争的性质。这不是指越南战争，不是一场复杂的分裂性战争，而且一场事关西方文明存活的，在一切战争中最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战争。他报道着操英语民族的生死搏斗。每一位走得与默罗一样远的电台评论员，一个全心全意支持民主事业的人〔他没有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和丘吉尔（Churchill）之间保持不偏不倚〕是绝不得罪他的听众的。相反，他代表着和体现着听众的情绪。当战争结束后，他便成为了与艾森豪威尔一样的那个史诗般时代的英雄和名流，在那个时候，不需要看到德国的景象，不需要去报道孤立主义的感觉，新闻记者相信的是自己的理念和本能。（令默罗吃惊的是，在随后的年代里，为了虚假的公正，要求平衡各种观点的压力日益增长，他得试着去平衡耶稣和犹大的观点。）
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他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当一场不那么英雄的或者令人困惑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出现时，美国的生存在这些战争中并非危如累卵，就没有哪一个美国的电台评论员，可利用公众，或利用自己的公司，建立可与之相比的声誉。在越南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记者们，到头来也众议纷纭。他们得到名流和同事的尊敬，却受到政府的诅咒，经常弄得公司脸面无光。而默罗的行为则使战争、使那个时代富有特色，因而他与众不同。他不仅同自己的同伴一道挣来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荣誉，同时他还为公司的管理阶层争了光。他为他的老板威廉•；S。佩利打开了英语国家取之不尽的财富大门。（埃尔默•；戴维斯一度惊讶地发现，一个从未在采访部呆过的人，能发出那么多的报道。）
在风平浪静的时代，默罗是无法成为默罗的。上流社会的新闻报道可以取悦知识分子和他的同事，但却会惹恼大多数的听众，引起政府愤怒，从而把他置于与管理阶层永远对抗的地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特殊，他本人也并非等闲之辈。罗斯福是第一位在电台作专门讲话的政治家，而他则是第一位伟大的职业广播行家。他的播音充满智慧谦虚，包含同情和敏感。这样一来，他在公司内的资本大增，这是十分关键的。这意味着当他回美国后，他将是一颗超级明星，享有无比的特权和自由，备受同事和公司的敬重。他在后来，并不仓促地决定使用自己在公司积累下的资本，当国内舞台上一个畅所欲言的通讯员，受同行的信赖。这是第一流的广播网内的优秀记者做出的最佳决定。他还是那个高标准的默罗，然而报道一场英勇悲壮的战争与揭露国内阴暗面则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