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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杰弗逊飞机”、“大门”和乔普林相比，鲍勃·迪伦、“披头士”和“滚石”无疑更被视为“革命”的先锋和代表。任何一部描述60年代学生“革命”的史籍都难以绕过他们挺立的身影，而在种种传奇的香烟缭绕之下，他们有时候已经成为形形色色“革命”青年乞求灵感和塑造形象的标本。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他那本更加深入中国青年而非美国青年之心的《伊甸园之门》中宣布：“当迪伦在1965年新港民歌节上接通一只电吉他从而激怒他的大部分听众时，民歌时代实际上已告结束，而摇滚乐时代已经开始。”②这是迪克斯坦众多偏颇之论中的一个，因为在迪伦刚刚从“彼德·保罗与玛丽”（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扬》和《不要再想一切如意》首先都是被他们而非迪伦自己唱进千百个校园的）的阴影中走出时，已经摸爬滚打了十年的摇滚乐早已在流行乐界称霸，“披头士”狂热也正在席卷美国；何况，迪伦的第一个偶像便恰恰是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当迪伦刚刚混进艺术先锋们汇聚一堂的纽约格林尼治村时，他的理想是：“比普莱斯利更出名。”
虽然迪伦并不是摇滚乐时代的开创者，说迪伦让摇滚乐开始了“革命”时代则毫不为过。
革命（一）：温柔的颠覆之声鸣响颠覆之声（2）
1961年，当柏林墙开始修建，海军陆战队作为第一批美军登陆越南，伴随着厄普代克《兔子跑吧》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出版，罗伯特·齐默尔曼开始以鲍勃·迪伦的名字在纽约露面。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希宾镇的小镇青年心中的导师是“无产阶级”诗人、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而且在1962年，迪伦与“种族平等协会”的专职干事苏珊·罗塔诺过从甚密，这使得迪伦在民谣歌手生涯的开头就卷入了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所以，他对着“战争贩子”大唱“我想让你知道，我可以看透你的面具”，他坚信“上帝在我们一边”，他让人们留意“时代正在变”，他也唱出了那句如今全世界的青年都已耳熟能详的“答案在风中飘扬”，随着这些歌曲渐渐成为民权运动的战歌，迪伦作为抗议歌手的高大形象也日渐丰满。1963年8月，在向华盛顿进军的庞大队伍中，迪伦紧靠着马丁·路德·金；在射向约翰·肯尼迪的子弹打响60年代的信号弹、约翰逊又让更多的美国青年倒毙在东南亚丛林中时，迪伦挽着琼·贝茨的手弹响了反战的最强音。他为身陷社会重压的一代青年开创社会之外的天地，他为“文明”陷阱之内的大批学生解除紧身的套索，他们因而或拒绝与现有体制合作，或干脆与之直接对抗。正是因为迪伦将黑人民权运动、校园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的各色人等和各类团体魔术般地联结在一起，他自然成了比“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龙·白兰度和“稍逊风骚”的詹姆斯·迪恩具有更加明确的挑战姿态、从而也具有更大威力的新文化英雄。
迪伦为什么要在1965年的新港民歌节上弹响电吉他从而转向摇滚乐，至今众说纷纭。詹姆斯·柯蒂斯列举了“披头士”的风靡和迪伦与之为邻的先锋艺术家们对他的影响，他还专门分析了6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对电子技术时代正在来临的断言在迪伦心中引起的震撼。④迪伦1964年英国之行中与“披头士”和“动物”乐队的会面的确也使他对摇滚具有了全新的理解，然而我们可以断言，迪伦转向摇滚的主要理由恰恰是不想让风靡了千百万歌迷的摇滚乐停留于“革命”之外，同时也不想让自己停留于摇滚之外。因而，他甘于违抗“不要在教堂里吹口哨，不要在民歌节上唱摇滚”的训条，走上了激怒他的老听众之路。
然而，这同时又是迪伦和摇滚的新生之路，因为这是摇滚投身“革命”之始。在那一天以前，摇滚在吟唱着抗议民谣的大学生和“新左派”眼中，都还只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代表，连深为绅士淑女们反感的“披头士”也不例外。伦敦的《工人日报》在1963年就曾指出，摇滚乐“可以用来轻而易举地控制那些失业的年轻人”，查尔斯·帕克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摇滚）事实上是统治阶级把其当作社会控制的形式而抚育起来的。”⑤在许多圣洁的左派眼中，摇滚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诱惑物，而且惟因其用指向快感和娱乐的大众运动，使富于阶级斗争含义的政治示威失去了吸引力，因而更加可恼。
迪伦改变了这一切。他不仅在新港民歌节上与“保罗·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一起用电声宣告了民谣摇滚的诞生，而且随后推出了他的演唱生涯中第一支由自己唱红到排行榜第二名的《像一块滚石》以及《伊甸园之门》、《瘦子之歌》这类的“愤怒”摇滚，还用摇滚史上第一辑双唱片《金发美女云集》回答了对他放弃民谣的批评，一句“每个人都会招来石块”（无论是《圣经》中的含义还是作为毒品名称，“石块”都代表着反对）表白了坚定决心，走上了执著不变的摇滚之路。
自然，迪伦“革命”所遇到的“石块”也绝对与其分量相称，鉴于伍迪·格思里一直被判定为共产主义者，迪伦自然被作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而严加监视；直到1971年，迪伦推出的那首歌颂黑人斗士的《乔治·杰克逊》依然被美国的电台禁播。
但这恰恰证明了迪伦的“革命”力量。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迪伦暗含讥讽、语带象征、思想丰富、才智十足的歌词，才使得摇滚乐发现了可以大展宏图的另一领域，从迪伦开始，摇滚乐才有意识地寻找自己在抗议之中的角色，用歌词来廓清自己的政治位置；尤其重要的是，作为抗议音乐化身的迪伦转向摇滚这一行动本身，就足以使摇滚脱离资本主义文化诱惑象征的苦海，重新得到抗议着的青年们的欢心。由抗议民谣演化而成的愤怒摇滚不再是文弱的媒介之花，而成了政治行动的代言新宠。“马尔库塞、法农、萨特、加缪和其他人只提供了意识形态，而迪伦才为青年们提供了将它们席卷归家的感情动力。”⑥摇滚不再像从前一样只是商业产品，而是像在1967年创立了《滚石》杂志的詹恩·温纳所描述的，“成了我们四周发生的一切迅猛变化的动力中心，无论你把那些变化称作社会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都行。对我们这些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正是摇滚才把第一场革命深置于我们的内心。”⑦
在迪伦的全部历史影响中，最有意义者无疑是他使“披头士”，尤其是使列侬，找到了摇滚乐前进的全新方向。当然，“披头士”从一开头就并非善主。
同样是在1961年，也是和迪伦一样听着“猫王”长大的温斯顿·约翰·列侬、詹姆斯·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皮特·贝斯特在将自己乐队的名称由“银色披头士”改成了“披头士”之后，也同迪伦一样不放过任何机会地四处游唱。而与迪伦不一样的是，他们并非自称，而是由其最初的老板布莱恩·爱泼斯坦在向德卡公司伦敦分部推荐他们时称其总有一天会比“猫王”还有名。当时德卡公司自然是一笑置之，因为他们听过的类似哄哄牛皮太多了。然而，1962年，在理查·斯达克伊用林戈·斯塔尔的名字取代皮特·贝斯特担任鼓手之后，“披头士”奇迹般开始了他们一帆风顺的星运航程。
在这一航程的起初阶段，由于他们的乖巧，日子像蜜月一般甜美。然而，他们毕竟留着“拖布”发型，这种与今天普通人争奇斗艳的发型相比只显其孩童般可爱的发型，却是“披头士”被视为体制反抗者的第一个象征。一位愤怒的英国中学校长宣称，这种可恶的发型对男生们的心理有着最坏的影响，使他们个个看起来都像白痴。更多的人则说他们不男不女，以至于他们到达美国时，ＮＢＣ的新闻也故意一晃而过。然而自他们在美国一露面，英语中就多出了一个词汇： Ｂｅａｔｌｅｍａｎｉａ（“披头士”热）。1959年12月，“猫王”曾经创下了一个星期内有九首歌进入“最佳热门100首”的记录，但是在1964年3月28日，“披头士”却一下弄进去了十首，到4月中，更是一气打进去了14首。连“披头士”自己也时常惊异于自己的力量。
在他们那些难以细述的传奇事迹之中，自然少不了许多极具“革命”色彩的姿态。从他们成名之后，只要他们一登场露面，狂热的歌迷就会掀翻座椅，冲上过道跑向舞台，并与警察们进行不共戴天似的打斗。
似乎正是由于类似“骚乱”的作用，一向自命客观的英国报界也常常变得神经过敏。1963年，当“披头士”在伦敦蓓尔美尔街露面后，第二天英国各大报皆以醒目标题报道了由歌迷们造成的“骚乱”。《每日镜报》称：“警察想把1000名青少年赶回去，歌迷们发狂了，冲破了由60名警察组成的纠察线。”几家报纸还煞有介事地刊登了一张照片，但该照片取景显然过近，上面有三四个人。事后一个目击者作证，当时根本没有什么“骚乱”，只有八个或更少几个女孩儿。
由于“披头士”总是做出一副毫不驯服的“革命”状，他们那因为对英国财政和国家形象做出巨大贡献而获得的“不列颠帝国勋章”也成了一道引发暴风骤雨的闪电。1965年，绅士们对把如此神圣、象征着大英帝国秩序与荣耀的勋章授予“捣乱分子”大为不满，尤其是那些拥有同样的荣誉者更是如此，他们纷纷退回自己的勋章以示抗议。空军少校保罗·彼德森把自己用生命在二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