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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疫苗，最后给我们发武器和子弹。
差不多到尾声的时候，我终于费劲地从还在挪动的队列里挤了出来，醒悟过来自己已经穿上了军装。在我看来它意味深长到令我头晕！我的父母在哪儿，而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的父母又在哪儿？他们能看见我吗？他们能知道犹太人今天已经有了一个国家了吗，一个有能力保护自己，甚至比这更有力量的国家？能够穿上这身象征着勇气和坚定的制服我是多么的骄傲，而这个国家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所有犹太人因此有权在一个合格的国家里生活，拥有一支合格的军队……
“Hey！At！Ze lo zman la'hlom arhshav！”1……这些傻乎乎的“小头头”无处不在。我略带懊丧地打量着居高临下向我大喊大叫的年轻上士。没错，绝对是合格的军队。
头几个星期全部是基本操练。我倒是一直认为他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帖，但最后还是大吃一惊。上面又给我们发了袜子，装脏衣服的垃圾袋，小收音机，书，明令不能戴的太阳镜，还有用来防止掉弹夹的结实又实用的胶带。我学东西很快。这里和别处一样，自由自在需要建立在深谙规则的基础之上。
在有些方面我还是很讨厌被束缚得规规矩矩。如果是在课堂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无法忍耐的时候我就会一走了之。这不是“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但管他呢，我一向听从自己的本能，秉承我身上欧洲和东方祖先“野性”的一面。还记得第一次从学校出走的情形，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那时刚上了几个月的学，我找了一条不会有人追赶的小路步行回家，尽量避开暴露地段，以确保在我跑过的时候不会有老人坐在窗户边，也不会有好奇的行人看见我经过。我常专心致志地候着女老师从大门口进进出出，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个人绕围墙转圈子找它的裂缝，或者在上课和课间时候找借口跑出去，到医务室扔口香糖进去，这自然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按规定应该把它扔到教室后面的垃圾桶里，尽管没人喜欢闻那桶的气味。对所有这些，我都有一套完整的计谋，而且每一个细节都很完善。现在想起来，这些行为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是很古怪——她还不认识字，没看过电视，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真见鬼，我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些念头？我真不知道。该是一种“天赋”吧。
那天妈妈见我大上午就回家了，何等惊奇！
“你怎么会在这儿？”她问我，甚至没来得及掩饰目光里一闪而过的佩服之情。
“我烦了，所以我就走了。”我回答得很干脆。
接连不断的谈话、教训和遣送回校，都没能把我的品行纠正过来。现在依然如此，我始终相信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是我不能离开的，只要我决心这么做。我依本能行事，而且总能找到办法解决不断碰到的难题。耐心是唯一的法宝。这是某种无法用理性去解释的东西。
服役期间，失去自由的痛苦没多久就在我身上显现了。实地上操的几个星期，我相对来说还是“听话”的，野外能给我想要的空间。等训练转移到层层叠叠摆满床铺的小宿舍里，事情就不同了，那鬼地方刚够我们平躺下身子。我坚持了四天，然后就擅自离营。厌烦情绪冒头了。我没办法对那些命令逆来顺受，尤其是那些装出一幅大人模样的小头头们下的命令。我还无法容忍他们的斥责。先是和他们争辩，然后变成公开的争吵，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扎扎实实给了某军官一记耳光。原因是这样的：他怒气冲冲地谩骂我，说我认为他歇斯底里。我用这种方式让他安静下来再自然不过。禁闭后面接着警告处分。对自身哲学深信不疑的我再次干了出走的事儿，回到特拉维夫。我告知艾尔戴德我的困境。他先是抱怨说早就警告过我，然后答应试着和他原来的战友联络一下，那人现在是职业军官了。等消息期间，我必须在宪兵到来之前尽快返回兵营，作出道歉并且姿态要低。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至少我得试试。
1994年3月4日：开罗协议签订，裁定加沙和耶利哥地区自治。
正好安息日到了，而这天是可以获准离开兵营的。我高高兴兴地呆在艾尔戴德家，盼着他快点有消息。我惊奇地发现他变得待我特别好。我没多想，尽量享受。很快我就习惯了我这朋友的脾性突变。
我们出门，沿着Yarkon河边散步。在特拉维夫，Yarkon就相当于塞纳河岸，只是社交场所的味道更多一点。孩子们专心在这被污染的水里钓鱼，一家家人在岸边草地上野餐和喝酒，沿岸的小路则给那些慢跑和滑轮的虔诚爱好者带来了乐趣。而安息日的Yarkon河岸成了节日的聚集地，连空气里都是好心情，连带把人们的道德感也提高了。
艾尔戴德是个介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人，他兜里没带一分钱——这是安息日的规矩——可是当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他还是到处找开门营业的冷饮店。我就等着这一刻呢，我虽没他虔诚可对自己更诚实些，所以在身上留了几块钱。我们聊了好多，不过显然他没告诉我最关键的东西。我问他：“什么事情让你这么苦恼？为什么一直不对我说？我做错了什么吗？你怨我？”
“是的！”他顶了一句，回答像是发自肺腑的喊叫。“我早告诉过你，你掺和进去是件大蠢事！”
“还有呢？”我有点激怒他的意思，“有点血性吧你，在我唯一的休息日里如果你不惹我生气的话，我会很难受的。”
“你在那儿都干些什么？”
“干些傻乎乎的没完没了的杂活。没意外的话，我从下周开始该去计算机中心工作了。很可能还是秘书处那种蠢活。总归能休息一会。”
“那么很可能这些下周就开始了。”他像是在喃喃自语。
“开始什么？”
“没什么。”
我知道，艾尔戴德是那种一旦闭口不言就跟钢筋混凝土似的人，不过我要着手搞清他担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这个‘没什么’，和让你不开心的那个‘没什么’是一回事吗？”
“对。你别问了。”
“和我的服役有关，对吗？你和军官朋友联系上了？”
“是。”
“那结果呢？”
“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无权告诉你。”
“听我说，如果你向他保证了不和我提这件事，我理解你的难处。换上我是你，毫无疑问我也会为难的。”
“别说了。”艾尔戴德很没好气。
“但是我永远会将我们的友谊放在第一位。所以，如果我知道了什么和你有关的事情，我会信任你，告诉你。悄悄告诉我吧，我听了不怨任何人，也不会变动你教我的应对方法——如果你是为这个担心的话。没人会知道我了解内情。相信我，说吧！”
“他们说对了，你是有天赋的人。”艾尔戴德神情古怪地打量着我，说了这么一句。
“谁说对了？有什么天赋？”
“从一开始你就该听我的。”
“听这话，你像是要建议我搭明天的头班飞机回巴黎去。”
“没错。这主意太好了！”
“你当真？没这么严重吧？没什么事情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吧？”
“你说对了。很严重。”
轮到我打量他了，可这回他不再说话。我们继续散步，不过不再提及白天的话题。第二天早晨，艾尔戴德天刚亮就把我叫醒了。
“穿上便服，”他对我说，“我们去法国大使馆。他们会帮你办所有手续的。拿着这些钱，他们不会给你钱的。即使你没有退役证明，他们也能让你离开这个国家。”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疯了？”
“我没有，相信我。这样比较好。”
“我没想过要用这种办法来逃跑！”
“冷静点！如果找个好律师，两三年以后你还能回来。你有的是时间。来，按我说的做！”
“如果让人看见了，我会有麻烦的！”
“绝对不会，因为你不再踏入兵营半步。赶快，我送你去。”
大使馆在海边，离这儿两公里多路程。一路上，我强烈抗议艾尔戴德和他的粗暴决定。可是另一方面他惊惶的样子又很让我担心。他绝对有他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促使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犹太复国分子三年多来曾经每星期都要追问我一次决定什么时候回以色列来。现在他却一心要赶我走！
大使馆离十字路口也就百来米，我“回国”那天坐的就是在这路口下的222路公车。路的另一面，大海依然在歌唱，但我已经没感觉了。
艾尔戴德在离门口几米远的地方松开了我。我经过站岗的警卫，他看我的眼神没什么异样，于是我推开那道窄门，心里沉沉的。没等我迈进门里，一个年轻人迎过来，挂着礼貌的微笑把我往外推。
“大使馆今天关门，”他对我解释道。
“什么，关门？为什么？”
“今天是星期天。这是法国大使馆，我们依照法国的作息时间工作。星期天在法国属于节假日。”
“可是我有急事。”
“对不起，”这工作人员把我推到门外的时候，还是挂着笑容，全凝固在脸上。“明天再来吧。”
“这太可笑了！我不可能明天再来。就是在今天我需要帮助。”
“今天是星期天。大使馆关门。很抱歉。明天再来吧。”
我走开了，心里又沮丧又高兴。我追上艾尔戴德。他看着我，两眼炯炯地。他张开嘴正准备责备我一通，我打住他话头，气呼呼地讲了一遍刚才的情形。他伤感而温存地看着我。居然没有耸肩。这回我真是担心起来了。我最后一试：“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于事无补。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的比我还多。到时候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