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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我说：“你打电话时很晚了。”
“这件谋杀案让我睡不着，对不起，威利太太。”
“不必道歉。我能帮什么忙？”
“这样，我们对你卖给戈登夫妇的那块地挺感兴趣。”我说。
“知道的我都已经说了。”
“是的，太太，大概你都说了，我们只想再问几个问题。”
“请这儿坐。”她把我们带到杨柳树下，树下有一套绿椅子，我们都坐下了。
这些椅子在我小的时候流行过，现在又开始时髦了，到处都可以见到。我猜威利太太的这些椅子可能一直就放在这儿，不会是赶时髦重新搬回来的。这幢房子，这个院子，这个穿着棉质长裙的妇人，这棵杨柳树，那套生锈的秋千，还有橡树上用绳子接着的旧轮胎——一切都有一种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的味道，仿佛是一张上了色的旧照片。在这儿时间过得真慢，有个说法是曼哈顿的现代感特别强烈，现代淹没了历史，而这儿历史盖过了现在。
我能闻到海水的味道，四分之一英里外就是长岛海峡，从附近的葡萄园里传来落地的葡萄的香味。在这儿，海洋、农场和葡萄园构成了独特的环境，这种非同寻常的组合只能在东海岸的少数地方才有。
我对威利太太说：“你这儿很美。”
“谢谢。”
玛格丽特·威利是我今天调查中碰到的第三个老人，我希望跟她处得比跟埃德加和阿格尼丝好一点。实际上，对威利太太我耍不了态度，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她属于那种明智、传统、直截了当而且不爱管闲事的一类人。我做案件调查很有一套，因为我能根据不同个性和类型的调查对象采取相应的调查方法。倒不是说我能讨人喜欢，善解人意，实际上我是个盛气凌人、自私自利、充满偏见的大男子主义者，但是我善于倾听，说话能抓住要点，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对威利太太说：“你自己管理这块地方？”
“基本上是吧。我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结了婚住在本地，还有四个孙子女。我丈夫六年前去世了。”
贝思对她丈夫的死表示难过。
她又问了一个不太相干的问题：“这些葡萄园是你的吗？”
“一部分地是我的，我把地租给了酿酒厂的人。他们说要20年，我不太懂种葡萄。”她看着贝思，问道，“这么说行了吗？”
“是的，太太。你为什么把一亩地卖给戈登夫妇呢？”贝思说。
“卖地跟谋杀案有什么关系？”
贝思答道：“我们要对交易的详情做一些了解，在此之前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个很平常的土地买卖。”
我说：“太太，我直说吧，我觉得很奇怪，戈登夫妇干吗花那么多钱买一块汲什么发展前途的地？”
“我想我跟你说过，他们想看海湾的风景。”
“是说过，他们有没有提到拿这块地于别的什么？比如说钓鱼，划船或野营？”
“他们提到过野营，说要支个帐篷。还提到过钓鱼，夜晚在自己的海滩上激浪垂钓。他们还说要买一架望远镜，想学习天文。他们曾去过卡斯特研究所，你们去过吗？”
“没有，太太。”
“那是南侯德的一个小天文台。戈登夫妇对天文学发生了兴趣。”
这我倒从没听说过。整天透过显微镜观察病菌的人晚上还会再想在眼睛前面弄两片镜片吗？但谁知道呢。我又问：“他们提到划船了吗？”
“船不能从那儿开出去，除非是一条独木船。这块地位于陡崖高处，只有独木舟才能划到那里停？自在海滩上。”
“但是船可以在海滩边停靠吧？”
“可能在涨潮时可以，但那条水路上有暗礁。潮退时，你可以停船游到或走到海滩。”
我点点头，接着问道：“他们提到过用这块地种东西吗？”
“没有，这块地不适于种东西。我没告诉过你吗？”
“我记不得了。”
“我告诉过你的。”她解释道，“不管在那块陡崖上种什么，植物都得花很长时间适应强风和咸空气。”她又补充道，“也许可以在背海的一边种点块根蔬菜。”
“好吧。”我另辟溪径，换个角度问道，“你觉得戈登夫妇怎么样？”
她看着我，想了一会儿才说：“挺好的一对夫妻，很讨人喜欢。”
“快乐的一对？”
“看上去很快乐。”
“他们对买地很热衷吗？”
“可以这么说。”
“他们主动找你买地的吗？”
“是的。他们先是打听这块地的情况，这我在他们来找我之前很早就听说了。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说我无意卖地。”
“那为什么？”
“我不喜欢卖土地。”
“为什么不呢？”
“土地应该持有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她说，“我从我母亲那方继承了几块地，戈登夫妇想要的地是我丈夫家传下来的。”她想了想又说，“丈夫让我发誓不卖土地，他要把地传给孩子们。但这块地只有一英亩。当然，我并不太缺钱，只是戈登夫妇太喜欢这块陡崖高地了……”她看看我和贝思，接着说，“我征求了孩子们的意见，他们觉得他们的父亲要是活着是不会反对的。”
大多数寡妇和她的子女们在老头子生前总不知道绘老家伙买什么作圣诞节和父亲节的礼物，老头子一完蛋，他们对他想要什么好像无所不知，这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威利太太继续说：“戈登夫妇事先知道这块地没有开发前途。”
“这你提过的，”我单刀直入地问道，“鉴于这一点，你不觉得二万五千美元买那块地太贵了吗？”
她从深陷的椅子里向前欠了欠身，答道：“我还准许他们使用我的房地产权。”她又补充道，“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房产商卖这种地的价格。”
“威利太太，我并不是指责你为自己多赚钱，我只是想知道戈登夫妇为什么那么想要或需要这块地。”
“他们怎么跟我说的我都原原本本告诉你了，我就知道这么多。”
“二十五张千元大钞买来的风景肯定美极了。”
“是很美。”
我说：“你刚才提到你把农田租给别人”。
“是的，我儿子对种庄稼和种葡萄都不感兴趣。”
“戈登夫妇知道吗？我是说，他们知道你也出租土地吗？”
“我想是的。”
“他们从没有问过你可不可以只租那块高地的一部分？”她想了一会儿说：“没有。”
我看了看贝思。这显然很不对劲。两个随时有可能调动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港湾南边租了一幢房子，却又在北岸花二万五千美元的大价钱买了一英亩地只为了再要一个看海景的地方。我问威利太太：“如果他们提出租你那块地，你会同意吗？”
她点点头说：“我倒宁愿租给他们。”
“租一年要价多少？”
“噢，我想……那块地没什么用，我想一千美元差不多了。”她又说，“那儿风景实在不错。”
我说：“你愿意带我们去看看那地方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去那儿，或者你们可以到县政府办公室查阅测绘图。”
贝思说：“你要是能陪我们去，我们会很感激的。”
威利太太看看手表，然后看着贝思说：“好吧。”她站起来，“我一会儿就来。”
她走进了房子后面的玻璃推拉门。
我对贝思说：“啃不动的老鸭子。”
“你总是把别人弄得不痛快，不合作。”
“我这次态度很好的。”
“那也叫好？”
“是很好。”
“吓死人。”
我转换了话题：“戈登夫妻俩需要那块地。”
她点点头。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说呢？”
“想想看。”
“好吧。……”
威利太太从后门出来了，出来时没有锁门。她手里拿着手提包和车钥匙，走向她那辆车龄约有五年的灰色道奇车。他丈夫要是活着，又该表示同意了。
我和贝思也上了车，跟在威利太太后面。我们右拐上了密多尔路，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四车道公路，和主干道在老殖民区的一段平行，它穿过农田和葡萄园，绵延的林阴道伸展向四面八方。射在挡风玻璃上的阳光真美妙，空气中弥漫着葡萄的味道，旁边开车的是一位棕发美人，要不是我这会儿在调查一宗两个朋友被害的谋杀案，我都想吹起口哨来了。
在我的左边，向北一英里左右，可以看到突然高出一块土地，陡得像一面墙，根本无法耕种，山坡上覆盖着树和灌木。这就是那块高地了，北坡延伸人海，而从这一面看不到海，隆起的土地仿佛绵延的山丘。
威利太太爱超车，我们也跟着超过了一辆辆拖拉机和小货车。
一个路牌提示我们已经到了匹克尼克林。路两边有许多葡萄园，都竖着标有镀金油漆标号的木牌，很高档的样子，仿佛在说这儿出的酒一定价格不菲。我对贝思说：“对了，就生产土豆伏特加。我只需要二十英亩地，一个蒸馏室。就叫柯里·克朗乎斯基土豆伏特加，品质上乘，取自天然，醇香可口。我再让玛莎·斯图亚特出几本烹饺书，在书里写上伏特加的最佳佐菜——蛤蜊、扇贝、杜蛎，很高档的。你觉得怎么样？”
“谁是克朗平斯基？”
“不知道，是一个人，造伏特加的波兰人，斯坦利·克朗平斯基，为了打开市场造出来的人物。他坐在家门口，说着伏特加酒的秘密传奇。他有九十五岁了，他的孪生兄弟斯蒂芬只喝葡萄酒，三十五岁就死了。这样说行不行？”
“我想想。戈登夫妇明明可以只花一千美元租这一英亩地，他们却要花大价钱买地，这就更叫人费解了。这和谋杀案有没有关系？”
“也许吧。另一方面，也许他们判断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