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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春期的标志，就是有意识地强化从我童年就开始显露的天才的所有天赋、怪病和神话。我丝毫不想改正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也不想把自己变为其他人。此外，我还具有以无论什么手段夸耀我的存在方式并使人接受它的意志。在用日益增长的激烈态度显示我的个性时，我的个性很快就升华为各种反社会的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不再继续满足于一种原始的自恋。“孩子王”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原则上，我反对一切。从童年起，我已经做得完全“不同于别人”，但这种情况是我想不到的。而从青春期开始，我有意这么做。要我回答“白”，别人只需说“黑”就够了，要我吐唾沫，别人只需尊敬地鞠躬就够了。我连续不断地需要感到自己不同于别人，这使我气得大哭起来。我不停地重复着：“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独一无二的厂在理想地题着这几个字的旗帜的影子下，受到我那些精神的堡垒和苦闷的大墙的保护，我确信我的孤独直到暮年也不会动摇。
我避开那些少女，从塔楼磨坊那罪恶的场面发生后，我觉得对于我面对暴风雨显得如此脆弱的灵魂来说，她们是最大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仍然通过选择一位在邻近城市街头擦肩而过的、当然不会再见到的少女，来设法永远地陷入恋爱，不过以这样的方式，我注定决不会碰到向往的对象。
这些愈加不现实和未能满足的爱情，使我轻松摆脱对一个又一个少女形象的感情。而这种情况就处在我灵魂最恶劣的风暴之中。我从中获得了对连续性和女性再生的确信，仿佛我仅仅爱上了完全受我全能的意志支配的同一个有着成千面孔的生命。
正如在特拉依代尔先生教室上课时，我能照我的欲望在卡塔卢尼亚天空的云彩上看到“我所想的一切”，我同样也成为我的感情生活的完美魔术师，因而形成了我最初的同一律。爱情服从于想象，一切都转向了加露棋卡。
我更大声地讲出了我的超级个人主义表现为各种反社会的倾向。从我着手准备中学会考时起，这些倾向就采取了一种追求时髦的形式，它是绝对的、故弄玄虚的、矛盾的。机遇负责使我最微小的行动具有戏剧性的效果，从而为我本人的神话做出了贡献。
在基督教的学校接受修士会的教育后，我进入了主母修全会的学校，这儿能提供中等的教育。这时，我声称我在数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惊人发现，它们能使我获得金钱。我用一些十生丁的硬币买了一些五生丁的硬币。大家无法理解这种必然会导致破产的游戏。我花掉了钱，我装出在一个秘密存折中存了钱，我把它珍藏在口袋里。这么干了之后，我满意地挂着手。
“再来一次，我已经赚了。”
于是，我从临时的柜台处站起来，装出一种我并不想流露出来的，但却不由流露出的快活神情，它仿佛在说：“傻瓜们，我刚才骗了你们。”我的同学们喊着；“他真是个疯子。”我高兴地体会着这句话。
再次想让同学们吃惊，在傍晚离校之际，我发明了那些“袭击”。受害者一般是些比我弱小的孩子。首次“袭击”是对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发动的，他正促呵呵地吃着面包和巧克力，吃一口面包，再吃一口巧克力，一口接着一口，这种规律性从一开始看到时，就惹我生气。另外，他很难看，巧克力的质量也很差，我看不起他。装出埋头阅读克鲁泡特金亲王的一本书＠，我悄悄走近这个孩子。我的牺牲者看见我走过去，但是毫无防备，继续咬着他的点心。我赶快准确地移到我想站的地方，看着他用那种令我发火的可憎方式吞咽。紧接着，我突然使劲打了他一个耳光，他的面包和巧克力飞到了半空中。我极为吃惊，好半天才明白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我早就飞跑到老远的地方了。这个孩子并没追赶我，他弯下腰捡起他的点心，继续吃起来。
我的这一去没受到惩罚，这种情况刺激了我的野心。我再也不能放弃这些袭击。仇恨和轻视不再起任何作用，吸引我的只是一种极度的不安，它跟实现我的行动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曲折联系在一起。
这些袭击中的另一次的受害者，是位我几乎不了解的学小提琴的学生，而由于他的艺术爱好，我更倾向于钦佩他。他个子高高的，又瘦又苍白。他有病的样子，使我猜想他没什么自卫能力，我不会有遭到强烈反抗的危险。我跟踪了他约有一刻多钟，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时机，因为他始终跟另外几个学生在一起。终于，有一会儿，他离开了同伴，蹲下来系鞋带。他的位置再好不过了，我像闪电般迅速跑去，突然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在这之后，我双脚并在一起跳到他的小提琴盒上，把它踏成碎片。几下子，我就跑远了，可我的受害者，虽然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过来，满腔愤怒地在我后面穷追不舍。这个男孩腿比我长，一秒一秒地，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了，终于我感到完全不可能进掉了，我停下来，疲惫地跪倒在他膝下，恳求他原谅我。我甚至打算向他建议赔他二十五个比塞塔，只要他不碰我。但或许是真的，他的愤怒太强烈了，他根本不准备原谅我。于是我用双臂遮住头保护自己，可这并不足以避开猛力的一脚和好几个耳光，这顿拳打脚踢使我瘫倒在地上。他的气愤并没因此而减轻，他从我头上扯下一绺头发。我发出了一声疯狂的惨叫．浑身颤抖得十分厉害，这个男孩停下手来，轮到他惊恐了。
一群同学在我们周围困成个圆圈，经过这儿的一名文学教师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的受伤的头脑中立即就冒出了一个惊人的谎言。
“我刚才压碎了他的小提琴，终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绘画优于音乐片
一阵深深的沉默迎接着我的回答，接下来就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低语和大笑。这位教师愤怒地问道：
“究竟是怎么搞的？”
“用我的鞋子。”
这次，在我们周围掀起了一片吵嚷声。这位教师用一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他差不多就像是位慈父，以责备的声调补充道：
“这什么都不能，而且也毫无意义。”
我一板一眼地说：“我很明白，对大部分同学，甚至对大部分老师来说，这没有意义，与此相反，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鞋子并不这么认为。
在我四周，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沉默，每个人都期待着对我蛮横无礼的言语的斥责，可是这位教师突然沉思起来，让大家惊奇而又失望，他只是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使人们明白他认为这件事到此为止，至少是暂时到此为止了。
从这天起，围绕着我的个性开始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光环，接下来的那些事很快就成为了神话。同学中的任何一位，决不敢用我刚刚证实过的那种放肆的口气回答一位教师。大家一致说这种放肆的口气使我的对话者喘不过气来。这种勇气有效地突出了我的家徽，我疯疯癫癫的交易活动和其他怪诞的行为曾有点儿影响了它。我成为人们辩论的一个主题。他疯了还是没疯？他仅仅是半疯吗？他会成为个杰出而又不正常的人吗？最后这种见解，得到了我的绘画老师、书法老师和心理学老师的赞同。相反，数学老师则确信我的智力处在远远低于常人水平的位置上。
一般而言，那满足于不正常或与众不同的一切表现都自然而然地属于我。我越”唯一”和“独特”，我就越变得显而易见。我终于十足地炫耀着我的孤独，就像戴满咄咄逼人的珠宝的女主人那样为它感到自豪，我对我自己的特有敬意就是这样的珠宝。
博物学课用的骨架上的颅骨不见的那天，人们非常怀疑我，竟然砸碎我的课桌来查看我是否把它藏在里面。人们太不了解我了！骨架过去使我害怕，现在还使我害怕，我绝对不愿去碰它。它消失后的第二天，人们找到了罪人，一位教师把这颅骨带回家去研究了。
一天早上，在惯常的咽喉炎发作使我好几天没到校之后，我正重新向学校走去，我看到一圈学生激动地破口大骂。他们围绕着一面西班牙国旗，焚烧它，抗议昨天报纸刊登的一些威胁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者的政治消息。当我走近他们时，大家的狂奔乱跑令我吃了一惊。以为我的到来是他们奔逃的原因，我独自一人呆在现场观看冒烟的国旗残片。在远处，那些奔逃的人怀着恐怖和欣赏的心情注视着我，对此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根本没看到一队士兵的出现，他们意外地经过这里，马上开始寻找这场反爱国主义行动的罪犯。我多次声明我在场纯属偶然。可没有什么用。我受到控告，被带到法庭上，鉴于我年少，宣告释放我。然而这一事件，在经过一次次嚼舌的放大后，再次为增加我的光荣做出了贡献。每个人都在讲述士兵来时我不但没逃跑，反而显示出革命者的坚忍精神和令人钦佩的镇定态度的风范。
我让头发像少女的头发那样长起来，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我喜欢摆出拉斐尔自画像的姿势和忧郁的目光。我焦急地盼望最初的细软胡须出现，我可以刮掉它，但我仍留着某些特别喜欢的细毛，让它长下去。我应该用我的头创造一件杰作，我应该装扮出合适的表情。我经常冒着被抓获的危险，进入母亲的房间，从她那儿偷一些香粉和一支眉笔，我用后者描黑自己的眉毛。在街上，我用力舔着双唇，使它们显得更红，我喜欢行人们好奇的目光，他们碰到我时，低声说道：
“这个男孩是公证人达利的儿子，就是他烧了一面国旗。”
把我造成一位身不由己的英雄的那些看法，使我十分反感。首先是太多的同学接受了它们，其次是当地的这些爱国主义冲动让渴望着伟大的我感到可笑。我觉得自己是个无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