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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找人帮忙和到哪儿找人帮忙，在耗用数百万元和大量明星拍摄的1900年的那些影片中找到一个群众演员的位置，而人们竟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件事！
这是我那些发明的令人泄气的时期。我绘画的销售跟现代艺术的共济会发生了冲突。我收到诺埃尔子爵的一封信，使我预感到最坏的情况。我必须换个方式谋生。我拟了一份自信是绝对有效的发明清单。
我发明了：
配有能照自己的小镜子的人道指甲；
橱房用的透明人体模型，在它们的体内注上水，水中游动着一些模拟血液循环的鱼；
根据顾客印模浇铸的电木家具；
旋转的电扇雕塑；
供穿过令人厌烦的景色之际用的、安装在汽车上的万花筒眼镜；
新闻记者使用的摄影面具；
可除去面部各种缺陷的多功能化妆品；
便于行走的弹簧鞋；
触觉电影，借助一种极其简单的机械装置，使人能触到所见的一切，如纺织品、皮毛、牡须、肌肤、沙子、狗等等；
满足肉体和精神最隐秘乐趣的各种物品，其中一些应能引起强烈的反感，使买主把它们抛到墙上摔得粉碎，而另一些则使买主愤怒得把牙咬得咯咯响，就像～把餐刀使劲刮擦大理石时人们所感到的。受到极度刺激的神经，会使买主随即把一件物品抛到墙上，在粉碎时它会发出非常动听的声音；
人们不知摆放在何处的各种物品，它们造成一种不满足感，直到人们摆脱掉它们时才会终止。受虐狂有可能使这些物品大为畅销；
各种连衣裙，它们配有人为的附件和形体的垫料，这些附属物聪明地放在裙内，用来创造某类女性，她们配合着男人最色情的想象；
添加在背部的假乳房，它们很可能在一百年内使时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不同形状的浴缸，甚至还有水人为落下去的无浴缸的浴缸；
一份供汽车用的种种流线型形状的目录，十年后所有高级轿车车体制造商全会采用这些形状；
这些发明是我们的受难。尤其是加拉的受难，她怀着狂热的献身精神，在午饭后。胳膊底下夹着我的计划出发，开始了一场令每个人都难以忍受的旷日持久的十字军远征。她在晚上回来，脸色发青，累得要死，受难使她变得更加美丽。我问她：
“事情不顺利吧广
她极为耐心地对我讲了一些，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略过。我们常常哭泣，随后到住宅区内的一家影院去，在那令人头脑麻木的黑暗中排解我们的烦恼。永远是同样的故事：开始时，他们觉得我的发明荒诞离奇而且没有商业价值；随后，在加拉尽力坚持，成功地使他们相信了发明的实际利益时，他们又反驳她说，哪怕这东西确实有利可图，那也无法实现，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令人沮丧，我们必须放弃这个计划，再重新开始。
“要是人造指甲不顺利的话，那就再试试触觉电影、万花筒眼镜或流线型汽车吧户
加拉匆匆吃完午饭，没忘了使劲在我嘴上吻一下，跟我说：“勇敢点厂然后就出门进行她那乘公共汽车的十字军远征了。而我则整个下午呆在家里，画我的不合时宜的、反现代的画，这期间我的头脑中闪现着无数难以实现的计划。
然而’‘…·然而我的各种计划或迟或早地都被别人实现了，它们一般总是搞得那么糟糕，使我再也不会想到它们了。一天，我们了解到有人刚抛出了一些夜晚用的人造指甲，另一天，我们看到了在街道上行驶着一些流线型的汽车。一天早晨，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有人刚刚在橱窗里摆放了一些当作活鱼缸的透明人体模型，这很像一件达利的作品。”这又是一次提到我的好时机，因为不少次有人断言我在自己的绘画中抄袭了他人的观念！一些无名者借口干得更好，把我的观念弄得毫无新意，从这时起，人们才喜欢了我的观念。可怕的法国人的见识控制了我那很快出名的名字，使它变成一种有如吓麻雀的稻草人的东西。“噢，达利！是的，他很惊人，不过他是个疯子，这是行不通的户只要我这么想，这就行得通！我想从这个赞美我害怕我的社会夺到一点金色的糠，好使我和加拉能生活下去，不再受需要钱这个使人心力衰竭的幻影的威胁，这种威胁从托列莫里诺斯那时起一直存在着。虽然说我不挣钱，可加拉却用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钱成功地创造了奇迹。耳朵肮脏的、拖着瞒珊的长长脚步的、披着积满污垢被单做成的斗篷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没进入过我们的家庭；我们既没认识回锅的炸土豆片，也不用担心受煤气电力公司职员的轻视。这些人手里拿着收据，在空荡荡的厨房门边挤命按铃。我们从不向日复一日的平庸乏昧让步。多亏了加拉精明的安排，一切都成为使我们两个心灵更亲密的机会。由于没什么钱，我们吃得有节制，但却很好。我们不外出。加拉自己缝制她的连衣裙，而我本人则奋力工作，花的时间比任何一位平庸的画家都要多上百倍。我为响应某些难得的同志，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准备一些新的展览。加拉有时责备我为太低的报酬工作，我回答她有这样一些同志存在是更加美妙的事情，既然我是一个天才，而天才注定是要饿死的。
“如果说我们生活得适度，这是由于你和我利用一天的每一步钟做着不间断的超人努力，多亏了它，我们终于初露头角了。”
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今天已被遗忘的艺术家，他们通过把达利的观念“庸俗化”，生活得极为宽裕。如果说完整的达利显得像一种加了过多胡椒、难于吸收的食物的话，那么作为补偿，常用的办法就是在最差的冷菜中撒一点儿达利。撒一点儿达利在云彩上、在风景中、在忧郁里、在幻想中、在谈话里，但仅仅是“一点儿”，因为这使一切都有了种有刺激的诱惑味道。随着纯粹的达利变得更狂暴、更吓人、更非商业化，这一切就变得更商业化、更挑逗人了。我暗想：忍耐点儿吧，要坚持下去。加拉跟我一样固执，毫不妥协，在她鼓励下，我不仅没后退一步，反而前进了五步。到了成功的那一天，各种各样的老鼠、各种各样脏耳朵的波希米亚人、各种各样的轻松生活的粉红面颊的人就会爬到我们脚下！生活的艰辛和节制完成了赋予我们一种形式的任务，而其他的人则在便利中解体了！这儿是可卡因，那儿是海洛因，处处是一些酒精；处处是酒精和鸡好，可卡因、海洛因、酗酒、鸦片、鸡好变成了昙花一现成功的当然工具。罪恶共济会的会员抱着一种感情上的忠诚相互支援，反抗对孤独的共同恐惧。大家生活在一起，流汗在一起，撒尿在一起，直到第一位垮掉的人伸直后背让一把友好的匕首刺进去。
我们的力量、属于我和加拉的力量，就在于合乎卫生学地生活在这个杂处的环境中，不抽烟、不注射麻醉剂、不吸毒、不睡大觉，永远只是两个人，就像我在童年和青春期那样。我们不仅与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共产主义者、疯子、资产阶级保持着距离，而且还与他们保持着等距离。我们处在中央，呆在这儿，保持着我们的清醒。
我们也注意为自身永远保留一处不时用来逃避的自由天地。这处自由的天地就是卡达凯斯，我们几个月躲藏在那儿，把那如同巫婆的锅一样沸腾的巴黎抛在身后O动身前，我往这口锅里丢了些会在我们离开时烧熟的菜、一些对超现实主义团体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口号。为那些鸡好者，我重新实现了帕拉第奥式的古典浪漫主义。为那些吸毒者。我提供了一种有关即将入睡的各种形象的完整理论并谈到了我为彩色的梦发明的面具。为上流社会的人土，我使一些司汤达式的感情冲突流行起来，或是用革命的禁果引诱他们。为超现实主义者，我提供了另一种禁果，这就是传统。
动身前，我准备了一份最后那些拜访的单子：上午，一位立体主义者，一位君主主义者，一位共产主义者；下午，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土，他们是从相互最为憎恨的那些人中挑选出来的；晚上，留给我和加拉！这些晚上显示了我们所憧憬的那一切，在餐馆，周围的一对对伴侣，看到我们怀着度蜜月的情侣特有的温柔和激情讲话做事，时常感到吃惊。我们谈什么？我们谈那属于我们两人的孤独，谈回到卡达凯斯的前景。在那儿，我们将有一堵布满阳光的墙为我们挡风、一眼井给我们供水、一些石凳让我们坐。我们用偏执狂批判的方法建造了那些最初的楼梯并继续进行这个共同生活的悲剧性美好工作，这完全是为我们自己。
我们去奥塞站，像蜜蜂一样负载着许多东西。历来，我旅行总是带着一大堆资料，十来只塞满书籍的手提箱，一批各种昆虫和艺术珍品的照片，一些没完没了的笔记。这次旅行，我们也带了巴黎住所里的一些家具、一些油灯，因为那儿没有电。我的那些画箱和带滑槽的大画架也占了我们行李中相当的地方。安家的两天，一直很兴奋。墙壁还是潮湿的，我们不得不用油灯的热度烤干它。终于，第二天晚上，我能躺在夜晚改成床用的大沙发上了。地中海沿岸的北风像疯子那样在外面呼啸。“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妞坐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锻铬小凳上。她跟我们讲着神秘、老爷、一篇老爷刚写成的论威廉·泰尔的文章。
“威廉和泰尔，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位是卡达凯斯人，另一位是罗萨人……”
她来给我们做汤，但由于关于威廉和泰尔的谈话会持续展开下去，她就去拿来鸡、盘子和刀，以便坐在我们面前杀鸡。随后，她坐好了，继续解释欧仁尼奥·多尔斯最近的这篇论文，她利落地把刀插进鸡脖子的动脉血管。鸡头落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