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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现在看吧，你会……”
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画，这回轮到我观察她了，她的面容反映着她那种惊奇的赞美之情。于是我确信了我的形象的效果，因为加拉从不会弄错的。
“谁看过都会忘记的。”
“那么，我们睡觉去吧。我头痛得很。我要吃点儿阿斯匹林。电影院上映什么片子？它好吗／
“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
早晨，我收到一家影片公司的回绝信，我向它提交过一个认真准备的小脚本，事实上，这个脚本最为深刻地总括了我的各种观念。只读了最初几行，我就明白这是个否定的答复，我没再读下去。画完我的油画店，我更平静地拿起了这封信，从中我读到这些先生觉得我的观念非常好，可是这部影片不会“受大众欢迎”，因此不可能投入商业化的生产，无论如何，观众决不会喜欢这么有力地打乱他们的习惯。
几天后，一个来自美国的家伙买下我这些软表，我给它们起了《永恒的记忆》这个题目。这个家伙举起两只黑色的大翅膀，它们就像格列柯的大使的翅膀。要是人们没看到他的黑色翅膀，那么作为补偿，人们决不会不注意到他的白麻布西服套装和他的巨大的巴拿马草帽。他名叫朱里安·列维，这个人想让美国了解我的艺术。朱里安·列维向我承认，他认为我的作品非常独特，但它是反大众的、也是卖不掉的。他要把我的画挂在自己的住宅里，供自己享受。《永恒的记忆》并没有证实这错误的预言，它被卖掉了，并一再被卖掉，最终进入了现代艺术馆，现在它无疑是该馆最受大众欢迎的画。我时常在外省看到一些绘画爱好者复制它，而他们见到的仅仅是它的一幅黑白照片。在食品杂货店和室内家具店，它也被用来招徐顾客！
过了些时候，我出席一部所谓的喜剧片的放映式，这部影片重复了我那个小脚本的大部分观念。它是愚蠢的、制作得很拙劣，真是非常糟糕……我的“观念”显然是被糟蹋了。不过幸运的是这些观念不时把那些唯利是图者开得要死了，因为在进行彩排前这些观念在他们手里爆炸开了。如同拉罗斯词典上的那位女子，我吹着我各种危险观念的花朵。但我只让它们有毒的病菌随风播撒。人们无法不受惩罚地模仿萨尔瓦多·达利。那胆敢这么干的人将死于它！虽然被偷窃、被诈骗、被抄袭，要是我无法挣钱，那么作为补偿，我仍然能感到我的威信每天都更加距顶峰近了点儿。经过这么多努力之后，我和加拉，我们将再去利加特港，几乎可以肯定有两个月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半月去西班牙，两周在巴黎，后者是为了在我们回来时静观情况的变化。自从我被家庭赶走后，父亲不停地追逼我，试图使我无法在卡达凯斯生活，仿佛我们只要一出现就是他的耻辱。
到达利加特港后，我画了幅加拉的肖像，一对全排骨划和他在她肩上摆动着。这应意味（如我后来明白的）取代吃她，我决定吃一对生排骨。事实上，这排骨仿佛是我流产的赎罪的牺牲品，正如亚伯拉罕偏爱吃母羊和威廉·泰尔瞄准苹果一样。我好几次这样描绘我童年的肖像，把一块生排骨放在找头上，试图象征性地引诱我父亲来吃排骨而不是吃他的儿子。我的那些可食用的、肠腔内的、有助消化的图画在这天变得紧张了。我想吃掉一切并打算用煮鸡蛋建造一个可以吃的大餐桌，我甚至想雕刻一尊米罗的维纳斯像，这只需打碎蛋壳找到蛋白，一直挖到蛋黄就够了。这个夏天，我不仅想把一切全都吃掉，而且我也极为口渴。我相信烧酒（在巴黎时我曾不得不喝它来克服我羞怯的毛病）在胃的刺激中会发挥作用，多亏了这种刺激，我感到我那些北非的祖传意识复生了，这种阿拉伯人的口渴把他们带到了西班牙并使他们创造了阴凉处和喷水柱。
像阿拉伯人一样口渴的我，也跟他们一样好争执。一天晚上，有人邀请我初秋到巴塞罗那，面对公众一试找的口才。找的演讲在巴塞罗那协会里举行，这是该市的知识中心。我决定用最强烈的粗暴方式抨击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以发昏的无知态度在一种卡塔卢尼亚爱国主义环境中吃着草。我开始时放意退到了一刻钟，以便我能发现面对着一群躁动不安的听众。没有开场白，我以萨德侯爵赞美酒神的颂词开始我的演讲，我把他当成一个知识的可耻丑行跟安杰尔·圭梅拉③进行对比，去海拉死于几年前，我知道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作家。找刚一说出：“这位伟大的鸡好者、这个巨大的毛茸茸的败类，他名叫安杰尔·圭梅拉……”找马上就明白我的演讲结束了。歇斯底里的听众向我仍椅子，对讲台发动冲击，要是协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以阻止，人们肯定会当场把我像石膏像一样打碎了。把我安排在一辆出租汽车中时，警卫们对我说：“你真勇敢／事实上，我相信那天我表现得颇为镇定，不过真正的勇气属于替我承受打击的国民卫队这一方面。
这件事又为我赢来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邀请。
“在我们这儿，”主席说，“你能讲任何事情，而且越大胆越好。”
我接受了邀请，只要求替我准备一个尽可能长的面包和一些能牢牢捆住它的皮带。演讲的那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几分钟，照我设想的调整好演出的场面。他们让我看到一个非常令我满意的大面包。于是我向他们解释，在我漫谈的某个预定时刻，我会打手势并说出：“把它拿上来。”两名助手将带着面包出现，把它放在我头上，用皮带绕过我的腋窝牢牢固定住它。这个操作程序要极其严肃地进行。两名助手要能有种阴森森的表情，那就更好了。
我以刺激人的优雅方式打扮起来，我出现在讲台上时，立即受到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终于把口哨声压了下去。有人说：“首先，要让他讲话介于是我讲话了。这回不是萨德侯爵的颂词，而是我的一份讲稿，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最粗野最露骨的下流话，一些接着一些，我一生中从没这么讲过。无疑，这是首次有人敢于当众讲出这些话。我保持着亲切自然的语调，仿佛我在谈下雨和好天气。一种普遍的不安控制了易动感情的和人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听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想到：“今天我们要去听这个达利、这个讨人喜欢的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的奇谈怪论，他具有让他的同类吼叫的天赋，听他谈话我们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携带着妻子女儿来了。我的漫谈持续着，下流话同某些关于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混在一起了。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下流活，它们终于使一位像圣哲罗姆那样消瘦、严肃和漂亮的无政府主义者站起来打断了我，他在重地提请我注意我们并非在窑子里，而且听众中还有一些妇女。我回答他一个无政府主义中心不再是一所教堂，而我自己的妻子也在场听我训这些话，他们的妻子同样也可以听我讲这些话。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人们静下来，可是我以自己特有的、而且还是亵渎神明的赤裸裸方式讲出了一连串新的下流话，使整个大厅中的听众像狮子一般吼叫起来。坐在讲台上，我难于分清这吼叫意味的是愤怒还是快乐。我认为最适当的心理时机到了，我朝呆在幕后的助手打了个手势，他们抬着面包出现了，引起的惊异之情超出我的所有希望。当把这个长面包固定在我头上时，喧闹增加了，并开始变成一场普遍的殴斗，受到这种普遍的歇斯底里的感染，我开始背诵我写的一首关于“腐烂的驴子”的卓越诗歌。一位面孔红得像龙虾的白胡子无政府主义医生，被真正的精神病大发作折磨得发了狂。要有十来位男人费很大力气才能制止他。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想象出，在这场全体参与的最后事件之后，晚会就在一片大混乱中结束了。组织者们都显得很满意。他们走过来跟我说：
“你或许做得有点儿过分了，不过这真精彩厂
一位男子走近跟我讲话。他的心灵似乎很健全，可却具有种相当令人难耐的犬儒主义味道。他嚼着从一个圆锥形纸袋里拿出的薄荷叶，他的手指甲被污垢弄得那么黑，真让我困惑。
“找，”他对我说，“我整个一生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只吃禾木科植物，有时再吃只兔子。找喜欢你，不过还有一位我更喜欢的人，要是我对你讲出来，你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本人也不相信他是约瑟夫（显然这是指约瑟夫·斯大林人相反，另一位，希特勒，要是你刮去他一点儿表皮，你就会在那儿发现尼采。这个希特勒是个morros de con，他独自一人踢一脚就能让欧洲完蛋。而找，我才不在乎他们的欧洲呢。你明白吗广
离开我之前，他给我看他的薄荷包，并狡黠地着眼睛补充了一句：
“敬礼。大胆行动吧厂
这时在思想领域巴塞罗那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境地，同它相比，巴别尔塔为混乱就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了。出现了各种派别，它们彼此分裂、冲突，一眨眼就转变了，每过一天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