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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编辑也比较老实，笔会一开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弄到鼓浪屿也好，甘肃也好，不管什么地方，先住下来写半个月的小说再说。以后你把稿交来，那么后面半个月我们就带着你出去玩。一开笔会就是一个月，反正那时候房租、水电也便宜。可能一块钱、三块钱就能住一个房间，八块钱就可以住的很好了。像这样的一种为了旅游去写小说，好像动机都不是很纯的。到现在还有一些老朋友经常骂我，说我太贪玩，对文学不太认真。
到了1986年，我觉得自己有了变化。想起来也是，搞文学是需要经历的。阅历经常是最好的老师。1986年，我遇到一件事。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她也是写小说的。她总是经常在我面前说我很多好话。我们也一起去参加过笔会。那时候她将要大学毕业，我为她打包捆行李，劳劳碌碌跟她忙了一大场。可是她却写了一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龌龊的人物，那就是以我的经历为背景的。我一下子觉得很受伤害。我那时已经快三十了，但头脑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宿舍环境长大，没有什么遭遇，所以呢，还一直觉得人间很美好，朋友很真情。可是这件事情好像把这一切都撕破似的。我当时是很震动。之后我好像觉得再没有经历过这种震动了。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当时却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回到家里一晚上都发呆，然后跟我们湖北的其他作家谈这个事情。那些作家年纪都比较大一点，有阅历。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可以蔑视她！”我说：“我怎么蔑视她？她骂了我，我怎么蔑视她？”他们又说：“你可以让时间来检验。”我说：“我怎么让时间来检验？”因为她骂了我是在文章里写着，很明显谁都能够看出来她是在骂我。这样的小事情谁都不屑一顾。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一个是和非的观点。这些人，也对我是一个刺激。我当时觉得1986年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我觉得很不舒服。
大概就是春天的时候，好长时间我都被这个事情纠缠着。那么你坐下来就会想很多事情。想了这些事情以后，心想，你会写小说骂我，我还不是会写小说骂你，我又不是不会写小说。这样子，我在1986年就写了一个小说叫《白梦》。当然我不像她写的那么蠢，毕竟还是文学。我觉得对文学来说不能是我要攻击某人，我还是写小说。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我们这一代的城市青年，一方面是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的内心和现实的差距，一种紧张感，所以用的反讽的东西比较多。讽刺的色彩比较强烈。写出来之后呢，我的同学说在1986年《白梦》之后我的小说风格为之一变。1986年后，我就再没写过1986年以前的这种很浪漫的、很理想的、很幼稚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这就是阅历对我的教育。这种事情让我沉下心来，仔细想想，想想这个社会，想想人，想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想想自己身边种种的事情。然后静静地思考。所以1986年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
1986年这篇小说以后，我的小说也可以说是由单纯变得复杂了。
1987年我写了四部小说。其中包括《风景》。还写了一篇《白雾》，实际上就是《白梦》的续集。写了一篇爱情小说叫《船的沉没》，还有一篇小说是农村的题材叫《闲聊宦子塌》。我觉得1987年对我来说是收获非常大的一年。但是同时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四篇小说发表，好像是文坛上有很多人就关注到我这个人。看到我这个小说，也有人来跟我说你这样写很蠢的，你怎么总做些蠢事情。比方说有些人写同一个题材，连续写好几篇，集束出击，大家一下就注意到。可是你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闲聊宦子塌》是个农村题材，《风景》又写一个城市底层人生活的，你《船的沉没》是个爱情小说，《白梦》又写个都市青年灰色人生的东西，你都没法让人家适应你写的东西，评论起来也不好评。你应该像很多作家在同一题材比方知青题材写一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你也写一系列，人家会关注你。你这样东一下、西一下，谁来关注你。有人当时就给我提出这样的意见。我当时也没想到，我好像也不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我就要这样写第一部，第二部怎么写，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写。我确实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我今天想到这儿我就写这个，我写完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题材，我就会写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任性、比较随意地去写，并没有一种计划，也没有想好。所以我同学讲这个之后，我想了想我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
还有另外一些朋友说，你看你写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现代派，现在流行的是现代派。现代派玩的都是花里胡梢，要东边一句西边一句还要让人看不懂，你的太容易懂了。前面后面讲下来，人物故事都很清楚，这个太老式了。其实当时这种说法我也都想过的。但是我写到1987年的时候，靠外界操纵的年龄和经历已经过去，我已经不需要去被人家左右了。这个时候我应该用自己的脑袋想一想。我也会就同学或朋友的议论、他们认为比较高明的说法来反思一下自己。但是想来想去，最终觉得我所有的写作没必要靠别人来左右。老式的写法也好，新式的写法也好，后来我和同学说是各有所长。我说文学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我想形式它到底是一个外壳。传统写法你同样可以写得非常好的。传统写法其实它的技术要求似乎更高。你要很直接、精确、准确。比方说它要有结构感，就像搭房子，你看着房梁一根根地搭起来，一根地方搭错，这房子就不好看。其实它是很讲究技术的。新派的小说可能是因为它重在用感觉制造一种氛围，把你引进一种氛围陷阱。实际从语言的某种角度来说，它可能要模糊一些。它不需要语言很精确洗练。你看我们看以前的一些笔记小说也好，老式小说也好，语言要求非常精确，它才能表达清楚。但是现在的小说很含混。那么现在小说为什么流行，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现在小说流行写的很模糊、很含混，靠情绪来左右，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语文功底不好。我们的语文已经把我们过去中国几千年的这种非常漂亮、优雅、含蓄、准确、简练的语言破坏掉了。我们已经不会用这种精确的语言，不会用一个字包含很多意思的语言了，我们只会用一些含混不清的语言。那你靠什么，你语言已经靠不了了，你指望不上它的时候你只能靠自己的情绪。找一点感觉的东西把它堆在一起，这种小说你看起来是很飘然的，实际上语言都是一些废话。所以从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可能更难写一点，因为它太要技术了。当然一些写现代小说的人有可能认为我们现在文学已经不需要技术了，那也是一种说法，那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做，那么关键是你想说什么。其实题材也好，你所选择的方式也好，这个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说出什么，你是不是从你的内心出发。
文学几千年来，它这么富有魅力，现在大家都去挣钱了，还有这么多人来听文学，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文学自有它一种很内在、很深层的东西。我觉得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文学几千年来都是个人来表达自己。你在按自己内心写作，它使得我们很多很多读者从很多很多文学个体中能找到自己所需要找的东西。所有人你只要按照自己来写，汇总到一起，在文学这个框框里的东西，你总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读雨果，他确实是一个大师，他总能塑造你的灵魂。你读他的东西确实很神圣，雨果他的这种人道精神，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确实很感动我们。可是我们照样读金庸啊，读别的东西你可能读了一半就想睡觉，可是读金庸就可以一通宵啊。为什么他会制造这么多悬念，这么多离奇的事情，让你放不下。让这么多人去读他，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其实文学很难说通俗不通俗，就看你需要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通俗和不通俗之分。文学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我写小说也是一种倾诉的需要。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上是很孤独的。我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人处理家里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肩担，包括我上大学、工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我拿主意。参加工作，我当过四年装卸工，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四年在做什么。因为当装卸工要拉板车、扛大包，我要告诉我妈妈，她就会很伤心了，我就根本不说。一直到我上了大学，她才知道我在做什么。实际上你没有人可以交流，你是很孤独的。我记得我当工人的时候很孤独我就写诗，那个年龄是写诗的时候，十九岁、二十岁不到的时候，拼命写诗歌，其实想来也是一种倾诉的需要。我觉得现在写小说也是一种倾诉，把倾诉感作为一种动力。就是你需要说，可是你没有人听。这个世上是没有听众的。哪怕你跟朋友讲也好，跟亲戚讲也好，没有人耐烦听下去的。还有你内心很内在很隐秘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你是很难说出口的。很多事情它只能用文字来表达。你说出来好像是另外一种味道，和你写在纸上是不一样的。语言靠说是不可靠的。所以我觉得在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听众，包括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听众，如果有人一天到晚絮絮叨叨地跟我讲，我也会烦，这是很正常的。可能人天性中就有这样的弱点。当然也有人可以把什么都放在心中一辈子不说也能过得好，但我不行。我要倾诉。那么这个时候我只能寻求纸和笔，只有纸和笔它最耐心。很多时候有些人问你为什么要写小说，我都回答说是一种倾诉的需要，我要说出来。借人物、借场景，有时候你说的就是别人的故事。我只是借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