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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二日入夜，司马光为梁惟简接风洗尘的便宴在弄水轩举行。席间，司马光夜宿“春官居”并深夜仓皇逃离的狼狈，成了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个话题是梁惟简提起的，自然谈到太皇太后对京都人群在“春官居”门前聚众踊跃一事的英明处理。便宴结束之后，范祖禹、司马康和梁惟简的车夫、随员都离开了，弄水轩里只剩下司马光和梁惟简两人，大宋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就从这里开始了。
夜阑人静，梁惟简取出太皇太后的手书交给司马光：
“司马公，太皇太后心焦如焚啊！”
司马光接过“手书”，面东而执大礼遥拜，然后打开恭览：
……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冲幼，同摄国政。公历事累朝，忠亮
显著，毋借章赞予不逮……
司马光恭览完毕，神情凄然。梁惟简神情真挚沉重地说：
“司马公，我在朝辞来洛之时，太皇太后授‘手书’于我，曾怆然而语：‘昔日朝廷有负于司马君实，君实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兴邦之言，滞于口舌，良可哀也。往者已矣，今黎庶哀苦，社稷累卵，君实当淋漓心志，快马莅京，共议革故鼎新之策，以解当务何所为先之疑’。司马公，太皇太后寄重如此，公能默居弄水轩而无动于衷吗？”
司马光泪湿青衫，闭目沉思着：
“‘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太皇太后知我啊！‘淋漓心志’，我何尝不想倾吐为快！可现时是说话的时候吗？‘变法’‘虽已败落，但十七年来形成的世风世情，能用几句空话改变吗？‘变法’十七年间，朝廷官员更换了几茬，均以‘捷勇健谈者’为贵，且已占据着朝廷要津，能容许相反的政见申述吗？‘变法’决非介甫一人所为，上源于大行皇帝，下涉及朝廷百官。‘既弊而变’，古之通义，关键在于明了弊之所在。但大行皇帝的过失是不敢说的，是不能说的，是不可说的。朝廷百官的过失，因其人多势众，是不敢慧的，是惹不起的。只有一个遭贬而困居江宁的介甫，还要再次遭受‘墙倒众人推’的鞭管吗？良心上过不去啊！禁忌重重，‘革故鼎新’谈何易啊。十七年形成的一切，是一道冲不破的罗网。况且，太皇太后新摄国政，这‘革故鼎新’的心愿，真的准备付诸实施吗？”
梁惟简看得出司马光在默然沉思中作着最后的抉择，便低声插话催促说：
“司马公，在此外转星移非常之时，天下归心于公，黎庶企盼于公，亦公伸展积志之日，当早日莅京，以符上至太皇太后，下至贩夫走卒之望。”
司马光睁开眼睛，忧心忡忡，蓦然询问：
“梁公，现时国库财物岁入实情如何？”
梁惟简心里大喜，以为司马光已决定进京，欲弄清朝廷现时财力情状作宰执朝政的准备，便以实情相告：
“国库现时财物银两实情如何，不唯太皇太后心中无数，就连主管财物的门下侍郎章惇只怕也说不明白。‘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均有增赢’已是年年岁岁的官话、套话。据说前年的岁入是六千余万缗，去年的岁入是六千三百余万缗，较之嘉祐年间的三千六百多万缗已增加了一倍。但实情是否真的如此，怕是只有天知道。现时全国之大患是一个‘假’字，假事、假情、假灾、假荒、假奏章、假帐目、假数字，连有的人也是假的。要在假中求真，难啊。”
“现时朝廷居要津而握实权者，都是何人？”
“近几年来，中枢虽以王珪为左相，但实权落在右相蔡确之手。蔡确的为人，司马公当有所闻，捧王安石而覆王安石，捧王珪而覆王珪，且党羽极多，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亦附之。太皇太后摄政伊始，舍王珪为山陵使而擢蔡确主持中枢，乃势之所迫也。枢密院是韩缜玉汝执政，此人虽是韩维持国公之弟，然去其兄甚远，暴戾贪黩，与蔡确左右相倚，京都商贾已有‘宁逢乳虎，莫逢玉汝’之惧。另一位权势人物乃‘后起之秀’，司马公未必知道，此人年仅四十岁，洪州人，名叫吴居厚，字敦老，现任京东转运使，掌盐铁之权，监铸钱之职，操财物银两之命脉，工于算计，苛刻聚敛，无不至极，且神通广大，网络极多。如此三人，执朝廷军、政、财权，遂致天下有累卵之危。司马公奉太皇太后旨意进京，当详察此三人之行。”
司马光怅然长叹：
“朝廷情状如此，光心怯胆寒了。请梁公转奏太皇太后：司马光病魔缠身，神识衰耗，已无力效忠于朝廷，只能以赢老悲寂之心，为大宋祈祷了。”
梁惟简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这、这，司马公，你这是以军国大事为儿戏啊！”
司马光神情肃穆，话语铿锵：
“光所祈祷者，愿以四字呈奉太皇太后。”
梁惟简急问：
“四字何谓？”
“广开言路。”
“请公详而言之。”
司马光神情一振，赢老之状一扫而去，话语虎虎生风：
“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阎阎愁苦而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光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放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夜阑人静，司马光铿锵的声音在弄水轩里响着，梁惟简一下子通悟了，他的心头闪现着“春官居”门前人群踊跃的情景。“广开言路”，不就是要“变法”十七年来受压制的官员黎庶说话吗？这些人的声音比司马光一个人的声音响亮得多，强烈得多，有力得多，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广开言路”，将使“变法”十七年来的种种弊端暴露于天下，无论是蔡确、韩缜、章惇、张璪都不能一手遮天。缘“变法”而青云直上、占据要津的“捷勇健谈者”，都将处于被动的地位。“广开言路”，将为太皇太后的“革故鼎新”吹奏起惊天动地的号角。
梁惟简霍地站起，向司马光拱手告别：
“谢司马公指点，我这就连夜返回京都，向太皇太后复命！”说罢，不等司马光说出挽留的话，他大步走出了弄水轩。
司马光，站在弄水轩门前，望着梁惟简离去，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周身轻爽了……
篇十四
洛阳·汴京
老而弥坚·“广开言路”与“冲破藩篱”·崇庆宫太皇太后的召见，司马光拉开了“革故鼎新”的序幕·
宦侍梁惟简连夜离开洛阳独乐园之后，司马光与范祖禹品茶把酒、谈史论政于钓鱼庵，以逍遥闲散之身等待着“广开言路”的浪潮在全国兴起。二十多天过去了，京都无“广开言路”的消息传来，洛阳留守御史台也不见“广开言路”的一丝动静，他骤然意识到，要让人们说话，特别说真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此时虽然不知朝廷在“广开言路”上犹豫纷争的内情，但他断定是受到宰执大臣中权势人物的阻挠。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斗转星移，乃大有作为之时，失却机缘而冷落民心，再欲更新朝政就为时晚了！就在他“旁观者清”的心烦意乱中，接到了太皇太后四月十四日发出的一道诏令：
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为侍读。
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司马光惘然失图，凝视着这道诏令，在这些简单明了的字行间，他看清了“广开言路”难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太皇太后心有疑虑啊！怕“广开言路”累及神宗皇帝，怕“广开言路”累及皇权声威，怕“广开言路”累及皇室子孙的天纵英明。宰执大臣们也心存忌畏！怕“广开言路”涉及他们昔日的言行，怕“广开言路”危及他们现时的权势，怕“广开言路”累他们心中设计的未来。“变法”十七年来实施的一切，已经成了一道壁固的藩篱，藩篱上明晃晃地打着神宗皇帝的印记，是神圣而碰不得的。“广开言路”原是一个犯忌的字句啊！
司马光感到一种不平和凄楚，失望地徘徊着，怆然地叹息着：奉诏去陈州吧，朝廷的事情原本就无需自己操心……但在整理去陈州的行囊中，他感到一种良心的谴责、责任的驱使、形势的逼迫，思绪更乱了：
“变法”十七年来，人们的沉默太久了，积怨太深了，现时不准说话，怨者怒者迟早总是要说话的，饥者饿者迟早总是要呐喊的。当言语呐喊被封闭于口时，就会变为揭竿而起、烽火连天。这是千古历史留下的不移鉴戒！“广开言路”形似可怕，实则只是为天下淤积的怒愤打开一扇泻泄的闸门而已。太皇太后何其不察？何其察而不明啊！
“变法”营造的藩篱是令人生畏的。有形的藩篱，是戴着各种光环的“新法”；无形的藩篱，是皇权、臣道、伦理、权力所编织的铁链，经纬禁锢着人们的心神灵魂，叛离者将被视为不忠之臣。可怕的藩篱，毕竟是神宗皇帝亲手制造的。
此时的司马光，如同十七年前的王安石，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因循苟且！
为了再次申述自己的意见，冲破这层阻塞力量，鼓励太皇太后的信心，尽一个老臣的忠恳责任，四月二十日深夜，司马光把一个月前在弄水轩对梁惟简论述“广开言路”的必需，结合太皇太后对“广开言路”可能抱有的疑虑，郑重地写成《乞开言路状》，再次论述“广开言路”在此非常时期的重要。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司马光把这份《奏状》交给范祖禹，请其飞马京都，直投登闻鼓院以进，并殷切郑重地叮咛说：
“淳甫，‘广开言路’之举能否实施，都寄于你这次京都之行了。但愿这份《奏状》能躲过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