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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天的相持中，“春官居”翠月楼热闹起来，朋友们走马灯似地川流不息，规劝司马光“勿再谢辞”、“勿负皇恩”、“勿失民望”，司马光也在“心志抱负”和“赢者抱疾”的矛盾中心神煎熬，日见消瘦。
宦侍梁惟简知司马光事兄甚恭，便与司马康、范祖禹商议，从陕州夏县谏水老家接来了年已八十岁的司马旦；
五月二十六日午后，梁惟简来到“春官居”，向司马旦恭致问候之后，便笑呵呵致语司马光：
“司马公，二十天来，梁惟简三顾‘春官居’，这是第四次了，今有太皇太后亲笔手书致司马公，请公自览。梁惟简这就告辞了。”说罢，扔下“手书”而离去。
司马光惶恐万状，挽留梁惟简不及，心情沉重不安，急忙打开“手书”阅览：
……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君实不助，朝
廷何倚……
司马光恭览完毕，神情怆然，这是诏令，这是希求，这是责怪，这是宾朋之音，这是无法抗拒皇恩圣旨啊，他转呈“手书”于司马旦请示：
“事已至此，弟心神迷乱，当何去何从？乞兄教之。”
司马旦览“手书”后而低语：
“皇恩浩荡，亘古少有，汝平生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君实，汝有何难而不决耶？”
“骸骨癯瘁，不堪驱使……”
“以身许国可也。”
“朝政之弊，积重难返，身似秋风黄叶，难有作为，徒负皇恩……”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竭尽心力而耕耘，收获丰寡，俟天命可也。”
“革故鼎新之举，势必罪及介甫，弟心惶惶，结缚愁肠啊……”
“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你放开脚步，走自己的路吧，王安石，非凡俗之人，你多虑了。”
司马光持“手书”面阙谢恩：
“太皇太后陛下，臣司马光将顺民心、合君意，拚力而为，荣辱不惧，鞠躬尽瘁。以死报陛下知遇之恩！‘革故鼎新’壮举，当从‘求谏诏书’开始……”
《求谏诏书》的修改和重新颁行，气势不凡地烘托了司马光复出的声威。朝廷对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言“犯非其分”冤案的公开平反，春雷震动般地抬高了司马光“老而弥坚”的权威。司马光受权主管的“广开言路”，迅速地在朝廷和京外二十三道的州府县衙展开，形成了揭露“变法”十七年来种种缺失弊端的风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势头之猛、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的“气势澎湃”。历史上一切交替反复的变革，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和清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朝廷百官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认识和信仰，日以百计弹劾王安石及其变法者的奏表卷地而起，成了大内皇宫唯一的声音。京外诸道的州官县吏，也都闻风而动，军州驿站昼夜不停地传送“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章”。特别是竟有村野农叟耕夫一百五十余人，手持“青苗、保甲不便”奏表，从四面八方来到京都投诉，把“广开言路”弄得热闹至极，也把司马光推到了朝野“高山仰止”的境地。战争和内争的日子太长了，黎庶都需要一个能使天下安定的人物，司马光成了这种需要的偶像。
司马光毕竟是高明的政治家，为防止风暴般的“广开言路”毁及皇权的神圣，也为了松弛一下朝臣们绷得过紧的心弦，他不失时机地控制了这场“风暴”的吹袭。
六月二十八日，崇政殿举行午朝，群臣毕集，主要内容是廷议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情况。这个“午朝”，也许含有为司马光“平反”的意思，连十岁的皇帝赵煦也着袍顶冠坐上了御椅。十五年来不曾在延和殿露面的司马光今天露面了，群臣们都想从这位掀起“广开言路”风暴的新任门下侍郎的言谈话语中，探知今后朝政的走向，弄清这场“风暴”将刮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尚书右丞李清臣是支持司马光的，他此时情绪高昂，心情紧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左相蔡确、右相韩缜、知枢密院事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等人。这些反对“广开言路”、已被“广开言路”弹劾的宰执大臣一个个面色阴沉，目光凶冷，似乎已咬紧牙根，要从司马光廷议“广开言路”话语中，抓取疏漏和缺失，以便伺机反击。崇政殿里此刻已是一片寂静。
太皇太后主持了今天的午朝，她首先赞扬了司马光“忠于臣道，十五年甘于寂寞，忠君忠国，老而弥坚”，继而谈了“广开言路”、“下诏求谏”的一般情况，为司马光敲响了上场锣鼓。
司马光步履艰难地走出群臣之列，在群臣们鸦雀无声的等待中，张开了十五年来默而不谈朝政的嘴巴，神情平和地讲出了他对“变法”十七年功过是非的见解：
“……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思用贤辅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计从，人莫能间，虽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乐毅，蜀先帝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
司马光一开口，就确定了神宗皇帝赵顼励精图治的“天纵英明”和高于周成王、齐桓公、燕昭王、蜀主刘备的“英主地位”，也就是空泛地肯定了“变法”的必需，肯定了群臣们先后参与“变法”的这段历史。崇政殿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太皇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司马光为“广开言路”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弹劾奏章的处理划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比蔡确高明多了。尚书右丞李清臣和大多数朝臣唧唧喳喳的议论声起，反映了对司马光言论的赞同。蔡确、张璪、韩缜早已被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风暴吹懵了头，此刻突觉心头一阵宽适，轻轻舒了一口气。章惇却更加拧紧了眉头：老奸巨猾，司马光果然虑事精细啊！一出手就举起了维护神宗皇帝的旗帜，师出有名了。
司马光话头一转，情绪随着激昂起来，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了“变法”的倡导者：
“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知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已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其异者，摈斥沉沟壑，专欲遂其狠心，不顾国家大体……”
这分明是不点名地对王安石的声讨，也是不点名地对朝廷一些重臣的抨击。三省六部的重臣们都低下了头，因“变法”而“登青云”者惶惶不安。司马光似乎察觉了这些人的心境，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制定新法的少数重臣：
“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缙绅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划，务为技巧，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生此厉阶，迄今为梗。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军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等钱，以供军需，遂使九土之民，失业穷困，如在汤火。此皆群臣躁于进取，误惑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
崇政殿里鸦雀无声。司马光提高声调，说出了他这篇讲话中的最强音：
“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高瞻远瞩，明断施恩，罢修城役夫，撤巡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饰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繁扰者，罢货物场及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为我辈人臣示以范例。今后之计：我辈身为人臣当继承神宗皇帝‘励精求治’之初衷，革故鼎新，强国富民，中兴大业。新法之害民伤国者，去之！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以爱民为心，其民必富；以益国为本，其国必强！”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宣言书，他确定了罢废“熙宁新法”的基调。大多数群臣以“太皇太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支持。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运用，他举起继承神宗皇帝赵顼大志初衷的旗帜，不点名地抨击了王安石的“变法”，解脱了朝廷百官，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
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
崇政殿的这次午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头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头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
章惇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章惇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连，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结，蔡确、张璪、韩缜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厚都向章惇靠拢了……
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诸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午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作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失，不唯失之于操术过急，亦失之于用人不当，任何完美无缺的方略，离开德才兼备的官吏，都是一纸空文。他本是“脚踏实地”之人，又知审官院多年，有着丰富的知人用人经验。为了推进“革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