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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可哀的征兆，司马君实难道也要甩开中枢议商，步介甫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纯仁心里犯疑了：圣诏已下，还计议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师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君实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塑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项欲塑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治，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章惇、蔡确、张璪等人，若面对仇雠。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章惇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政事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
“圣诏耀世，当执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具利害孽画奏闻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枢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通示：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熟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抑配’之类？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进急行’。”
章惇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
“司马光之论，大意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章惇之言词尖刻，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
接着，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败群乱众”，有的斥章惇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
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
“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吁叹出声：
“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师；今之君子，惟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话出惊人。
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刘挚等人愤懑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
“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盖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马光有些不悦：
“子瞻可详而言之。”
苏轼又口无遮挡地侃了起来：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实类此。司马公欲骤罢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讥之：
“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呈的《论给田募役状》没有被采纳吗？”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讥之：
“不错，《论给田募役状》乃苏轼上呈，但《给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吕公著目瞪语结。
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骇变色，连章惇等人也惊诧咋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
“新法当废，罢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延众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司马光色忿而语急：
“子瞻、尧夫之论，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讼之，何其子瞻、尧夫钟情而不悟！”
范纯仁紧谏不移：
“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贵！”
司马光心头一震，忿色稍敛。
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
“公记否？二十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时为谏官，极言不便，争之甚力，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国公怒斥：‘君何相轻之甚啊！’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国公默然乃止。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亦似魏国公不许苏轼尽言。”
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谢罪矣。”
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政事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三十九岁，熙宁三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累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词，行事果敢。熙宁变法，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附吕惠卿；吕惠卿遭贬，附章惇。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恭趋，亦得司马光赏识。
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
……得复差役旨，依敕令而行。委逐府县官吏看详，群情踊跃；布之
城乡，黎庶欢腾；诵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颂朝廷“革故鼎新”之政。
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
司马光大喜，霍然起立，面向与会重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闻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
“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吕公著、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
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
“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君实，亦如当年王广渊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
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
王岩叟、吕公著、刘挚、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篇十八
江宁·乌衣巷秦淮小宅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病榻上槁骸残息的王安石·星光下“目视失明”的遗言·北山墓地年年不灭的清冷绝唱·
司马光“革故鼎新”的风暴，从京都兴起，日益强劲凶猛地卷向全国，埋葬着“熙宁变法”，·埋葬着一个理想失落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嘲弄？身居江宁的王安石，在历史的惩罚中病倒了。
元祐元年四月五日黄昏，随着定林寺隐约的暮鼓声传来，江宁秦淮河上绮丽锦绣的游舸花舟，先后张扬起“六朝金陵遗风”的豪华竞逐，酒旗凌空，灯火灿烂，琴瑟交鸣，流觞飞盏，妩媚婉转的欢歌笑语铺张于河面。商女们不知哀愁的《后庭》遗曲，伴奏着“革故鼎新”的翻天覆地。
在秦淮河北岸乌衣卷一座狭窄的小宅里，柴门紧闭，一片沉寂。庭院里，用松枝、株条支架的棚宇，枯萎低垂。棚宇上攀绕而起的酴（酉糜）花、牵牛花，藤叶绿暗。棚宇下一张青藤坐椅，孤零零呈现着失落的悲哀。一间昏暗的寝居里，一盏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床榻上槁骸残息的王安石。他仰面而卧，危疾垂衰，面色灰黄，双目深陷，神志昏眩，气息奄奄，生命已确实接近尽头，连诊病的医生也哀叹离开了。床榻一侧的桌案上，摆置着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赶制的寿衣、寿帽、寿袜、寿鞋，凄凄惨惨地等待着“那个”时辰的到来……
屋外，秦淮河上的琴瑟欢歌从门隙窗扉传来，逼命似地加重了这秦淮小宅的凄凉。
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王安石棱角分明的脸庞、紧闭的嘴唇和不瞑不灭的目光，显示出他狂狷不屈的倔强，似乎他仍在抗拒着死亡的逼近，似乎他仍在关注着这多灾多难的人间，似乎他仍在等待着什么。
这已是今天第三次神志昏眩了。
坐在床榻边的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泪流不止，相依相抚着。跪在床榻前的侄儿王防、侄婿叶涛，眼噙泪水，似在等待着老人的最后嘱托。站在床榻前的“书场浪子”，凝目注视着王安石安然无惧的神态，盼望生命出现奇迹。他的心头，骤然闪现出这位老人近一年来奇特的悲欢忧乐；
这位生性狂狷的老人，有时真是不可捉摸，不可以常人的情感衡量。先帝未逝、司马光没有重返朝廷之前，“变法”虽遭受冷落，但仍是无人敢于更动的法度，可他，寂寂于心，无一日为欢，常常倚杖北望，心系朝廷而喃喃自语：“政将如何？国将如何？欲释而难释啊！”忧患之情，胜过据位执权的公卿，全无“东篱种菊”之悠闲。冬寒夏暑，这秦淮小宅狭窄的庭院，是他步漫长夜的天地。庭院里松枝栋条支架的棚宇，是他这暑蔽雪凝神凝思的殿堂。棚宇下一张青藤坐椅，是他“骛极之思”歇翼的港湾。他自寻烦恼，无尽无休的苦愁忧悲凝成嗟世的哀歌：
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