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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使我觉着自己像一个上了年纪、好心而又愚蠢的老头，我越往下讲，他变得越有耐心。当我快讲完时，才意识到我昨天已对他讲过了，不仅仅如此，这个故事还是前天他讲给我听的。
我在买衬衫时也有同样的麻烦。我模糊地记着36这个数字，但我弄不清那是我的颈围还是腰围。我身上穿的衬衫上会印有尺寸，但当着商店里那么多人把衬衫扯出来看会显得极其愚蠢。我只好含糊地指着柜台上一堆衬衫对服务员说：“那件看起来正合适。”结果我衬衫的袖子只长及腰部，领子也不合适，使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处在一群衣着考究的城里人中间的乡巴佬。
我妻子有一种非凡的才能，她能记起我6年前说过的话，在我们争吵时，她能在合适的机会得意洋洋地提起；她从没有忘记有一次我说起过喜欢红头发的女人，她使我永远都没有忘记这一点；她可以确切地推算出艾尔莎的孩子什么时候出世；她能说出在桥牌俱乐部吃过的菜名；她能一字一句地说出售货员对她说了什么，而她自己又说了什么。但是当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时，她记不起有没有熄灭雪茄。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我正在读的一本书（但愿我能说出它的名字）说，记住某个名字的最好办法是把它与其它东西联系起来，看来它说得颇有道理。一次我遇见了戈登先生（戈登在英语中是花园的意思），为了记住他的名字，我这么联想：花园需要肥料，而肥料让人想起牛棚，牛棚内通常都有奶牛，奶牛能产黄油，黄油又让我想到自己领带上的油渍。于是，当我再次遇见戈登先生时，我盯着自己的领带，确信自己仍戴着那条领带，然后我愉快地向他伸出手说：“您好，肥料先生。”就这么简单。
记电话号码也很容易。假如我要记92561，那么9代表棒球，2与5正好是我妻妹的两个孩子的年龄，6加1为7，正好是我帽子的号码。于是我可以这么记：设想妻妹的两个孩子和我的帽子打棒球，或者我可以从号码簿中查找。一本关于记忆的书说记忆和肌肉一样，越练越发达。有趣的是我竟然忘了这个与自己名字一样熟悉的书名。
我的名字是什么？这太容易了，它就在文章的上面，可问题是我忘记把文章放在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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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368
Title ：我的妻
Author ：景克宁
Issue ： 总第 181期
Provenance ：做人与处世
Date ：1996。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我的妻子
有人说：在一个伟大的人物身边，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的教师，但我身边却的确有一个非凡的女性。她，就是我的妻子李小梅。1944年，我们在古城西安相遇了。她曾问我：“你的特点？”我回答：“目标如一。”我以同样的问题问她，她回答：“从一而终。”这是誓约，也是理解。理解是爱情的别名。我们自然结成了眷属，开始了相濡以沫的一生。
她是一册书
1958年我以“极右分子”罪名，被开除公职送往上海郊区农场劳动改造时，她正患肺结核病，咯血家居，而且有5个幼小的子女。我在农场每月生活费只有15元，家中生活陷于困境。我爱书如命，有钱就买书。在突如其来的窘迫中她被迫变卖了家具后，变卖了她的、孩子的、最后是我的衣物和用具。可我注意到我满房子的书，却一尘不染、完整无损地陈列在环屋而设的书架上。一次我回家探视，走进屋内发现她在低首饮泣。我问依偎在她身边的小女儿：“妈妈为什么哭 ？”小女儿回答：“妈妈没有钱买盐！”我举目浏览了我满屋的书，终于扶住她劝慰并建议：“不要哭了，我们卖书吧！”我发现她明显地颤栗了一下，抬起头来，眼光透露出惊恐，突然大哭起来。她懂得，卖书，无疑是卖我的良知、荣誉、血肉，甚至是生命！
书终于卖完了。为了活下去，她争取到一个临时送早报的差事。每天在黎明前的黑色笼罩中，她穿梭于几百户人家，咯血送报。有的三楼，有的四楼、五楼，都必须在订户上班前送到。有人告诉我：她一直喘着气小跑着，有时累得坐在楼梯上，用深色毛巾捂住嘴咯着，把血包藏起来，以免别人、特别是儿女们发现。——可这怎么能瞒得了我呢？我曾几次在床底暗处发现染着血渍的毛巾。我劝阻她不能这样，建议她看看还有什么可卖的？其实我也知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是连书都卖光了吗！
她竟然微笑着说：“现在不让你教书了，我替你‘教书’哩！”
我不明白。她终于说出了使我大为吃惊的话：“我给人送报，把知识送给人，不也是‘教书’吗？我一直想着，我是在替你教书呢！所以我不累。”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在想：她，真是一册读不完的书啊！
她说不能死
她挣扎在求生之路：摆地摊被逐，卖冰棍体检不合格，打零工维持不了生活。最后，她竟瞒着子女到一个退休将军之家当佣工了。孩子终于发现了他们母亲的“秘密”，哭着把她从将军家拉回家中。
可是，当孩子们商量着，都争着要停学去做工养活母亲的时候，她发怒了，从来没有发过那样的大怒：“不读书？不上学？去给你们爸爸说去！”
而她，却终于不得不卖苦力求生了：当了一个被评定为“等外级”的一个古建筑队的泥瓦小工。
一次，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她在拼力往上吊提着一桶稠泥。泥桶的重量超过了她的体力，突然把她从脚手架上坠沉下去，可她没有掉在砖上、瓦堆上，却摔在了一池稠泥中间，死神没有能攫住她！
又一次在修葺一个大澡堂的几十米高的烟囱时，她在高空架上一时晕眩，竟坠入烟囱之中。人们惊呼：“这个可怜的女人这次可摔死了！”大家在烟囱底处扒呀扒呀，结果，从常年积成的烟灰层里，把她扒了出来。她已不省人事，但却完好无恙，是吓昏过去了。
还有一次，她替人洗熨衣服。电熨斗是从旧货店里买来的，电线既短又跑电。突然她一声惨叫，被电击倒了！由于电线短，她立刻挣脱了倒在木椅上，食指被电打掉了一块肉，人却没有被电死。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这以后她不再咯血。后来经医院诊断，发现她的肺结核已全部钙化——原来是经过了一次危险的“电疗”！
这几次意外没使她被死神攫去，她之所以没有在冷酷的重压下死去，是由于她的精神。她对我说过：“我决不能死，我要是死了，我们全家都会死的！我一直记着她的话，只要你没有死，我们就一定会团聚。所以我不能死，决不能死！”
“离婚”的情韵
1971年9月初，我以“反林彪”罪被判“死刑”，紧接着，“9。13”事件爆发，林彪一命呜呼，我却幸存下来。谁料，于1974年竟以“反江青”罪被判最高刑期20年。
判刑后，我想到我的妻子和儿女们。我深知在那个违背正常理性的疯狂年代，“反革命家属”的社会压力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处境下，为了减轻我妻子的生活压力，惟一合理的选择就是“离婚”。尽管这是荒谬的，但却是我为了亲人所能做的惟一的事情。于是，我就立即写信给我的妻子，提出“离婚”要求。
我的妻子在接到我的信后，立刻携带着身边三个儿女赶来探监。当我走进接见室，看到我的妻子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子女站在旁边。往常接见时，她总是迅即迎上前来伸出她的双手，而今她却端坐不动，像泥塑石雕，只是双目凝视着我。我只好走上前坐在她的对面，等她的问话。
这时，我的妻子从衣袋里取出我提出要求离婚的那封信，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对环立在她身边的三个子女说：“现在你们都跪下，要求你们的爸爸把这封信收回去！”我的三个儿女都泣不成声地跪下了。我的妻子不再说话，她沉默地坐在那里，等着我。
我看看我的妻子，看看跪在面前的儿女，我注意到我的妻子连“离婚”两个字都不忍心提出来。我在想：我这个痛苦的决定，原抱着以此解脱她的痛苦的善意，但面对眼前的情景，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潜藏着“高姿”的牺牲，对我的妻子却实实在在是一种侮辱。我没有说话，伸手从桌上拿起了那封信，把它一撕两片，抛掷在地。只是在这时，我的妻子才泪如泉涌地向我伸出了她的双手。
会见的时限到了。我站起来，只说了这次会见以惟一的一句话：“那么，让我们都坚持下去吧，记住：永不绝望！”
在我们“离婚”事件以后，我便开始从我劳改生活每月所得的二元五角钱里，节省下一元钱，积攒下来，每年春节前，定期寄给妻儿。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每年春节接到我从监狱寄来钱的那一天，便成为全家最隆重的节日。在吃年饭时，她总是把这十元钱放在为我空着的椅桌前，指着钱对儿女们说：“这就是你们的爸爸！他今天回来了。”这样的“家庭仪式”，六年未断。
她爱月季花
她爱花，因为她爱美。她特别爱花中的月季，因为她爱月季的品格。月季不仅丰姿绰约、斑斓、芳香宜人，而且“花开花落不间断，春去春来不相关”（东坡诗）。现在，我们屋后有一方园圃。她培育了各色品种的月季，我常笑指她就是月季。平反以后她曾泪流满面地恳求我：“咱们回家吧，咱们退休吧，咱们养老吧！”她简直是泪透衣衫、泣不成声地恳求着我。但我内心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向往重返讲台。而最重要的，我要尊重她的选择。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后，她终于对我说：“你去教书吧！”她叹息着，“我知道你离不开青年，离不开讲台，离不开书！”
这并不出我意料，有谁比她对我以及我对她理解得更深呢？一次，我在一所大学演讲之后，在几千名听众的执意要求下，她出现在讲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