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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时，我说我要当文学家！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在银幕上看到以我个人的名字编的剧。然后再写十篇小说，全要用铅字印出来。
这里面，数我的理想最“伟大”。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当年名字写在砖头上的那几位战友都在一个城市里工作。有一次遇在一起，自然谈起了那场“砸砖立誓”的事，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存钱的，临退伍时存到三千元以上。不过他们现在并不怎么富裕，因为那些钱都花完了。
拉二胡的那位，果然在他们工厂举办的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上过两次台，也确实得到了掌声。
早在1965年，那位搞音乐创作的战友就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一首队列歌曲。
这其中，唯我最苦。那次砸砖起誓之后，我便一个心眼写电影了。我的工作是在远离村镇的青海高原的荒滩上看管犯人。这里没有新华书店，也没有图书馆。我手头只有一本《电影文学》，反复看了几十遍，便开始写一个《岳飞》的电影了。不久，我收到了八一厂编辑寄来的封信，告诉我《岳飞》已有人写过了，并让我从生活出发，写一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把这封盖有公章的信象圣旨一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我到监狱里去，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犯人正在画一副监狱里开晚会用的布景。那人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因为右派问题判刑15年。我得知他有一个儿媳妇在《电影文学》当美术编辑；提笔便给她写了一封信，随后寄上了三百元。一个月后，我牵了三匹马，从40公里外的邮电所驮回了一公尺高的六叠子杂志。那些书刊杂志解开来，足足有一个立方。
我把这些书全部藏在床下边，抽出每天能够抽出的全部时间，每天看三本。把自己认为好的剧本、好的评论撕下来，另装成册。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用自购的打号机，给《优秀电影剧本选》上打号、编目、装订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临走前，我交待我旁过那个外号叫“骚鼻子”的战士，不让他翻我的东西，他答应了。赶我回来后一看，头都气昏了。他把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在一起的剧本呀，评论呀，全都翻乱了。他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在里面找美人头。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声喝道：
“不让你乱翻，你手贱什么？”
“翻了怎么样，能判劳改么？”
“你再敢翻一下？！”他满不在乎，顺手拨了一下，那些单页便飘了一地。我眼睛红了，回身抓起一支枪，顺手上了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过去。只听见“妈呀”一声，他倒在地上了。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宿舍里有一个排的战士。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洗衣服。听见这一声不是平常人喊出来的喊声，都站了起来。我背靠着枪架，顺手抓起了一颗手榴弹，并且拉出了导火索。当时我想，去他妈的，咱一块死吧！我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失去了血色，所有的眼睛都不打闪。
在这个当口，副排长开了口，他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见过大场面，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躺在地上的那个“骚鼻子”，高声骂道：
“这货早该枪毙了！翻，翻！打死他活该，朝他脑袋上戳！”
这明显是向着我说话，我激动的要流眼泪了。他一眼也没有看我，几大步就走到“骚鼻子”面前抬起脚去踢他。猛地，他返身抱住了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我拿手榴弹的那只手。抓的那么有劲，我动都动不了了。他大声喊：
“快来，给我捆起来！”
据说当时最轻的处分是要打发我回家的。团政治处主任在会上说，这个战士要学习，将来想当作家，这不是坏事。过去我们没有过问这件事，干部们有责任。把他留下吧，给他点条件，说不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呢。
第一条是我必须给“骚鼻子”道歉，求得他的原谅。我遵照执行，买了礼物，到卫生队去看他。一见到他，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张老兵，我再也不翻你那些宝贝了，我撕下来的那些漂亮女人像都还给你，你再不要用刺刀戳我了。”
我真是后悔极了。我恨不得碰死在他面前，求得他的原谅。我的头在床头上碰烂了，但心里面说，我一定要当文学家，只有当了文学家才能对得起他们！否则，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部队首长原谅了我。战友们原谅了我。只给了我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主任还风趣地说，只要你当了作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写出来，将来我给你撤掉这个处分。
连里腾出来一个洋芋窖，支了一个床板，每月到司务长那里领三斤煤油，发给我一盏马灯，允许我早起晚睡，到洋芋窖里看书。
这件事传到师里。师宣传科每年给我参加一期创作学习班的机会。三年后，那些书看完了，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的中文系。我写了七个电影剧本，虽然一个也没有被采用，但是许多制片厂都说我的剧本有点苗头。我为师团演出队写了许多节目，演出了，还得了奖。临退伍时我那个处分果真撤掉了。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1968年退伍，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了工人。我没有写出一个被采有的电影剧本来，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我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变成铅字。
1974年春天，区上请了一个作家，给全区的业余作者讲课，我也弄到了一张票。去得迟了些，小礼堂已经坐满了。守门的一位老兄看了看我的模样说：
“这里面是讲课，不演电影。听课的都是作者，你是作者吗？”
“我，我写过电影剧本，写过七个。”
“放映了吗？”
“没有。”
“发表过作品吗？一首诗也行。”
“没有”
“那不算作者。写过电影的人多得很，没有拍，屁都不顶！作者是见过铅字的，你连铅字都没有见过，算什么作者？”
我看着他的宽边眼镜，咽了一口唾沫。
“请你记住，十年后，我给你讲课！”说完这句话，我返身就走。
我重新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今生要写一部电影，改编的不算。写一百个短篇小说，全部要发表。写三个中篇小说，再写一个长篇，当然也要发表。
第二年的夏天，有几位作家在我厂深入生活。他们看了我的一些习作后，认为我还有出息。有一天，我们到街上闲走，时值中午，便来到西安解放商场的一家茶馆里喝茶。闲聊时，见那茶馆全是用报纸糊着墙壁。他们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文章？
我不动，一动也没有。他们果然都找见了自己的文章。羞愧呵！我站着和人家一样高，吃饭和人家一样多，年龄也不比人家小多少，怎么脸上这样的无光彩？
人是应该有些尊严的。要常常知道害羞才行！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散文《献给母亲》，第二天又写了一篇《蚕女》。
我的小木箱里，已经有十几斤“作品”了。如今又添了两篇。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我格格不入，文学杂志几乎没有。我还有个自己的想法：没有稿费，我绝不投稿。
为钱么？是的。我花了那么多钱，得把本捞回来才行。没有稿费，等于不承认作者的劳动，我不干。
1977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作家丁树荣同志，他告诉我要实行稿费制了。
我当晚拿出了《献给母亲》和《蚕女》，久久徘徊在邮电大楼的门前。寄还是不寄呢？可怜搞了十几年创作，还没有正式投过一次稿。过去那些剧本什么的，都是通过组织寄出去的。竟不知怎么个投稿法。我想到：寄，无非是不用，又不犯法。寄给哪家呢？反正是发不出去，寄一家大的试试。
一个多月后，有天早晨，我正在车间干活，厂政治部来了一个干事让我到政治部去一下。
大家都紧张了。我镇静了一下，想想最近干什么坏事没有？两天前我曾用饭盒偷过厂里一点水泥回去做花盆，莫非被发现了？反正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就硬着头皮来到政治部。那干事脸上一抹平川，半天才问：“你是不是给什么报社写过文章？”
我赶忙点点头。他说：“写的什么，为什么不汇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说：“人家来函调查你，看你和‘四人帮’有没有联系？”
我这个小蚂蚱能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哟？
他并不让我看那表格，只是说，把原稿拿来审查一下，党委最后定了再说。
我默写了一篇我的文章，给了他。过了一星期，问他时，他说，星期五开党委会，会上定了再说。
我第一次真地注意起厂党委会了，并且知道了那开会的地方。
散会了，他眼一瞪说：“忘了，下次再说。”
我收到了《解放军文艺》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两篇均好，都准备采用。只是还没有收到单位的复信，问我是否可以催一催。
十五年了，我将要看到希望的曙光了。为了那块砖头，那誓言，我买了一条烟，晚上到那干事家中，随便的样儿把烟往他床上一扔，轻描淡写地说：“我有战友在烟厂工作，内部处理，一块钱一条。弄了两条，卖给你一条。”
他拿起那条烟，问我：“这么便宜，多弄几条来行么？”
我心里说，多弄几条？我一月就四百大毛，卖老婆孩子呀！嘴上却说，没问题。末了问到那表格的事。他说，算了，值不得上党委，我现在就给你盖个章子，你寄走得了。
我连夜用挂号信把这“同意发表”的盖有工厂大印的表格寄到北京去了。
1978年农历年三十晚上，有朋自工厂来，十五里路，送来了三本《解放军文艺》。《献给母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