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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3536
Title：长相知李玉茹和曹禺的故事
作者：杨梢、任之初
出处《读者》：总第47期
Provenance：老同志之友
Date：1984。1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上邪！我欲与君长相知，长命毋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会，乃敢与君绝。长相知啊，长相知。曹禺剧本《王昭君》
1983年11月。北京的深秋之夜，晴朗而又高爽。人民剧场内，座无虚席，掌声如潮。新编京剧《青丝恨》刚刚演出完毕，帷幕拉拢又启开，在剧中饰男主角王魁的演员，领着饰女主角敫桂英的青年姑娘和其他演员，向观众频频鼓掌致意。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位反串男角的女演员。岁月，早给她的眼角刻上了细纹，但她站在舞台上，依然如此丰彩熠熠，雍容大度。
她的双眸热切地朝观众席寻去，与前排一位个儿中等、气宇清雅的老人的眼神相遇，刹时，两人微微一笑。理解？赞许？高兴？鼓励？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们是一对夫妇。
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杰出剧作家曹禺；她，是上海京剧院副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玉茹。
他们的共同生活，仅仅4年。他们是在人生的晚年，幸福地走到一起的。
挚师益友
往事如烟，人们对一生的转折关头不会淡忘。
1947年，在李玉茹的记忆中永远是清晰的。那年秋天，她22岁，正参加大来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挂牌演出。一起挂牌的，有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袁世海，有时还与周信芳先生同台演出。这样年轻，能与众多名角争辉，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演技再高，在那个社会里仍被鄙视为“戏子”，她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艺术，更不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该如何走下去。
有一天，她和周信芳同台演毕麒派名剧《坐楼杀惜》，遇到了两位气度不凡的观众。其中一位以十分内行的语言直言不讳地对她说：“您的戏，传统规范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无味，与周信芳先生相比，内心的东西少。您要学他的戏的节奏，不要程式化，要化程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这位观众，就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禺，和他同行的，是他的老友巴金。
曹禺的名字，对李玉茹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她看过的第一个话剧，就是曹禺的《日出》。抗战时期，她又看了曹禺的另一个话剧《蜕变》，她迷上了曹禺的戏：《雷雨》、《北京人》、《原野》……她感到，那里面展现了那么丰富的人生哲理，多么残酷的社会现实，多么高超的戏剧技巧！如今，能当面听到这位大师的指导，她觉得十分可贵。
渐渐地，她把曹禺当成了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她经常到曹禺的家去拜访，而他和夫人方瑞每次都非常亲切地接待这位年轻的京剧女演员，方瑞还多次到她的住所去看望她。在这个温和的充满书卷气的家里，她的视野第一次被引向世界文学之林。李玉茹原是苦孩子，她的父亲是北平的贫民，很早死去，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没念过多少书。了解这些情况的曹禺和方瑞，象长兄长嫂般地关心她，鼓励她向进步书籍求知。在曹禺的介绍下，李玉茹生平第一次捧起外国文学名著。当李玉茹看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曹禺告诉她，这是一个为事业献身的艺术家形象，艺术是崇高的，值得为此艰苦努力。李玉茹仿佛一下子透过迷雾，看到了戏剧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长江，国民党统治的上海，黎明前的黑暗愈加浓重。党为了保护进步知识分子，安排曹禺等人经香港到北平去。这时，社会上谣言很多，秩序混乱，李玉茹不知怎么办才好。曹禺在临走前仍惦记着这位青年女演员，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是一个演员，没有田，没有地，应当留在上海，好好演戏。你是很有希望的，前途一定会更好。”虽然，曹禺的话不能讲得太明白，但话里暗示了对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无限信赖。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临别赠言得到了验证：李玉茹很快参加了国家剧团，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和尊敬，开始了她艺术上的黄金时期。她深深感激和怀念自己在人生的艺术道路上的引路人。然而，由于双方都很忙，且又分隔两地，她只是在赴京开会或出国途中，才去拜望一下自己挚爱的曹禺夫妇。十年浩劫，彼此更不知音讯。
生活，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它在等待着展开新的一页。
心灵的呼唤
1978年11月，深秋的江风虽然寒意袭人，金灿灿的阳光却把人浑身照得暖洋洋。李玉茹踏着遍地黄褐色的梧桐落叶，沿着黄浦江畔的护堤墙，匆匆向上海大厦走去。她兴奋而又激动，她要去见自己的师长和老友来沪客居的曹禺同志。十多年了，自从那场政治浩劫平地卷起以来，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她想象着自己所尊敬的人，经历了千般磨难，该是怎样的模样和神情？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曹禺同志果然如她想象的那样，鬓发染上了白霜，然而，他那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却依然如故，无边眼镜后的双眸，更增添了几分深沉。故友相见，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在彼此心头浮动。李玉茹发现，她和这位剧作家之间的共同语言，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曹禺关切地问到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那种真诚的态度，如几十年前初次见到一样，令她十分感动。
她自然也问候了曹禺同志的家庭。她看到曹禺轻轻地、深沉地叹了一声，站起身，伫立窗前，好一会才转过身来：“方瑞，在七四年病逝了。”
李玉茹心里深深哀悼这位如长嫂般关怀过自己的妇女。她同情地望着他，想不出安慰的语言。临别时，曹禺一如既往，握着她的手，沉静、坚定地说：“我们都很不容易地过来了，应该振作起来。”她也向他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走在归去的路上，她只觉得心中很温暖。那时，她担任着上海京剧院三团的团长，百废待兴，工作繁忙，然而常常余悸缠身。曹禺的话，给她增添了振兴京剧事业的信心和勇气。她深深地感激这位师长。
很自然地，一封封飞鸿往来于京沪之间，跃然纸上的，是相互间的关心、勉励。曹禺是一位治学严谨而又诗情充溢的剧作家，他的信中，常常夹着一二首优美隽秀的诗；他的书法是清丽的，但信笺上却常常涂改再三，有时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字，改了又改。李玉茹心里很清楚，他这是生怕一个字用得不好，就会给她带来不好的影响啊！他总是为别人想得多。
1979年4月，李玉茹参加中国上海京剧团赴欧洲五国演出，途经北京，便去看望自己的挚师益友。曹禺同志这时正因病住在医院里。见到李玉茹，尤其是见到她已经从劫后的余悸中振作起来，他高兴得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李玉茹的心头却很沉重。她了解到曹禺的三个女儿有的已经结婚，有的正在读书，虽然爱父情切，却难以时时陪伴在曹禺身旁。于是，这位中国当代戏剧界的泰斗、自己尊敬的师友，却不得不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孤独地躺在病床上。他应该得到爱和温暖，得到阳光和一切。一个想法在李玉茹的心里开始萌发。
李玉茹怀着不安的心情登上了飞机。在伦敦塔下，在莱茵河畔，她无心欣赏诱人的异国景致，牵挂着远方的师友。繁忙的演出过后，她常常伏在旅舍桌上，面对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给曹禺写去一封封充满关切的信。她也收到曹禺从国内寄来的信，这些信总是那样及时，追随着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种无须多说的默契，已在两人心里悄然建立。
但是，作为一位已经跨入半百年纪的中国妇女，尤其作为颇有名望的女演员，她不得不思考许多传统的观念和现实的因素，甚至比平常人思考得还要多。她想到，曹禺同志和她都是把戏剧事业视作生命的人，一旦双方结合，一南一北的确实不方便，而要叫她住到北京去，工作怎么办？她毕竟在上海的舞台上活动了半辈子，黄浦江畔是她事业的基地呵！还有，他有四个女儿，自己也有两个女儿，如结合在一起，如何处理好家庭问题？她要再想想，要等事情更成熟些。
剧坛伉俪
生活的进程，常不容人多多思索。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李玉茹刚从欧洲回到国内，就收到曹禺寄来的一个邮件，打开一看，是几张香港的报纸，上面赫然用大字印着：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即将同著名京剧花旦李玉茹结成百年之好！
怎么回事？原来，曹禺最小的女儿万欢去广州看望一个朋友，闲聊之间，谈到她爸爸和李玉茹之间常有书信来往，感情颇好。不知怎么的，这话被一位香港记者探听去了，便作了一番“合理推论”，抢先在报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在海内外戏剧界引起了轰动。
万欢“泄露军情”，或许确实希望港报渲染的这一天能够来到。曹禺是聪明的，他寄来这些香港报纸，其实是巧妙而又慎重地征求李玉茹的意见，提请她考虑这个已成为现实的问题。
李玉茹不得不尽快决断。还需要考虑什么呢？他和她，都需要温暖，需要爱。人呵，应该珍惜生命！把自己交给未来吧，那些具体问题，让生活来安排！
1979年11月，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他们又在首都相会了。12月7日，一辆小车载着这对剧坛伉俪，从复兴门外木樨地曹禺的住所出发，直驶婚姻登记处，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里程。登记完毕，小轿车驶向和平宾馆，举行了小小的毫不引人注目的婚宴。在座的除了两位新人，只有跟随曹禺同志几十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