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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4030
Title：模仿自己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57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不管如何警惕，我们往往会使自己适合我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其说是我们模仿别人的榜样，还不如说是在模仿我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反映和我们自己在别人言谈中的反响。
Number：4031
Title：陈独秀三次婚姻的悲欢离合
作者：李晚成
出处《读者》：总第57期
Provenance：现代家庭
Date：1985。1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安徽的怀宁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个弹丸之地，小小的县城一旦有点什么喜闻，不消片刻，便会传遍全城。光绪23年（公元1897年）的一天，街上一大早就闹腾起来了，说是一个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看中了本地的一位姓陈的秀才，今天就要把女儿嫁过来了。这位副将姓高名登科，因立有军功，皇上还赏穿黄马褂、赐以世爵哩。
陈秀才就是陈独秀。他虽然家境贫寒，但读书的悟性却甚是了得，17岁那年，初试锋芒，便一矢中鹄，做了秀才。谁知捷报一发，上门求亲的人便络绎不绝了。来的人家且多是本地的富门高第，陈独秀的母亲最后选中了高登科的长女高大众。这门亲事一经宣布，称羡庆贺之声便四面飞来，把陈母乐得嘴巴也合不拢了。
陈独秀本人对这门亲事却一直怏怏不快，这倒不光是因为未来的娘子要长自己两岁，更主要是因为他对这种由家长越徂代庖的包办婚姻深恶痛绝。
在整个婚礼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让人摆布的木偶一样，木知木觉，别人还以为他乐傻了，其实他自觉心头笼罩的只是茫然。
鸳鸯作对之后，起初小两口相处得还算过得去，这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大众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亦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慧之名。数年之后，高大众为陈家也添了几对儿女。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吧，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间隙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年少得志，颇负才名，高大众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认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偏偏高大众不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陈独秀为此渐渐变得心灰意冷。之后，两人即使在一起，也常常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陈独秀萌发了革命的念头，开始图谋推翻清朝政府。1901年，陈独秀跑到安庆办图书馆鼓吹革命，宣传反清，招致地方当局封馆抓人，他被迫亡命南京。次年，他留学日本，与秦毓鎏、张继、冯自由等组织中国青年会，从事反清斗争；1903年拒俄运动发生后，他与章士钊、张继创办《国民日日报》，同时在安徽藏书楼发表爱国演说，组织爱国会，领导拒俄运动。不久，《国民日日报》被查封，陈独秀又冒着杀头的危险，从上海潜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成立革命组织岳王会。高大众做梦也没想到，父亲替自己择配的朗君竟会变成康党、乱党、革命党，因而不但谈不上夫妇之间的志同道合，相反，陈独秀偶然回家，还要受到妻子的怪罪，说他是大逆不道。陈独秀的性格原先就暴躁、此时在革命受挫、家庭不和的双重挤压下，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一见妻子，两人就不免争吵，常常闹得不可开交。也许是对婚姻悲剧的感触，更加促使了他对封建婚姻制度抨击的决心，不久就在《安徽俗话报》上连续发表《恶俗篇》论说，尖锐批评“父母包办、强迫成婚”的旧婚姻习俗，主张学习西洋各国文明，男女自己择配。
一天，陈家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经介绍才知是自己的妻妹高君曼。由于和妻子关系的恶化，对高家的人，陈独秀自然也不愿多关顾了。可是高君曼那种洒脱自如的谈笑，却不时传入他的耳中，尤其是她对封建婚姻的鄙视，对个性解放的崇尚，不禁使陈独秀要对之刮目相看了。他放下手中的书本，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小姨子：高高的身条，容长脸儿，明眸皓齿，再配上一身新潮入时的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漂亮、俊秀的新女性。高君曼瞥见姐夫从房里出来，就笑着迎上前去说道：“姐夫，你在报上的大作，小女多有拜读，还有不少疑惑之处，不知姐夫愿否折节赐教？”说话间神气活泼之中还带些顽皮。
陈独秀手一让，说道：“请到书房里谈吧。”
高君曼对高大众一挤眼笑着说道：“姐姐，失陪了。”说完就半推半搡地把陈独秀先拥入了书房。
高君曼如此开化的举动，使陈独秀的心头为之一震。两人打开了话匣子，从社会讲到家庭，从男人说到女人，谈得很多，可谁也不觉得时间太长。高君曼告辞的时候，借走了几本书，说是不几日就来归还。目视着小姨远去的背景，陈独秀心想：“高家这个封建老窝子，居然也出了这么个尤物，简直不可思议。”
以后，高君曼借着各种由头，时不时地和陈独秀见面、攀谈。攀谈中，陈独秀知道高君曼是高登科的次女，就学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特别喜爱文学，见识也开阔。两人过从甚密，自然少不了别人的风言风语。但高君曼似乎并不在意，而陈独秀也觉得高君曼的出现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亦不愿意为了顾及人言而隐身自退，于是也从不回避。相处日久，两人的感情日趋融洽，大有恨不相逢未娶时的遗憾。为此，陈独秀同高大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后来陈独秀借回国探亲的机会，索性把高君曼也带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两人终于互相倾吐了爱慕之情，就此形影不离，于1910年在杭州西子湖畔自由结婚。陈独秀经历了一场悲剧之后，忽然获得自己相中的佳偶，喜从悲来，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注重隐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正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老婆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预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更是充满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独独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大众所生的子女的问题上，陈独秀固执的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前妻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高君曼不知陈独秀安的是什么心，就跑到他的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谁知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并不为之动容，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住食。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乘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婚姻生活中的两度离合，在精神上给陈独秀带来了很大的刺激，眼前一下子人去楼空，寂寞之中更生出了无限的凄凉。其时正逢大革命失败，不久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壮烈就义，再加上陈独秀由于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他一下子变得心情消沉起来。于是改易姓名，在一个城市贫民聚集的所在隐居下来，从此，一个名噪一时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清贫独居的寒士。
如果说打这以后标志着陈独秀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结束的话，那么又可以说是他真正得到了异性温馨的开始。和陈独秀同一个楼里面，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姑娘，江苏南通人氏，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虽说比陈独秀小30岁，但对陈独秀的敬爱却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不久就一起过了。几年的婚后生活，经济来源大半靠潘兰珍菲薄的薪水。不过陈独秀看到了如今娶的这个妻子，是一个能和自己同甘辛、共患难而又毫无怨尤的女性。
1932年10月，由于谢立功、费侠向国民党告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不久又转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当潘兰珍从报上得悉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不由得惊喜交加，更觉得自己的终身没有误托。于是马上收拾行装，赶赴南京，租了一间屋子，一面揽活赚点钱，另一方面抽出时间去陪伴和服侍陈独秀。就这样，陈独秀在南京坐了5年大牢，潘兰珍便风里来雨里去的给他送了5年牢饭。起初狱警以为他们是师生，但又见他们关系亲昵，耳鬓厮磨，甚至还肌肤相侵，于是找了一个同狱的案犯转告陈独秀，让他行为检点一些，不要搞得大家都无脸面。可陈独秀听了这话，毫无郝颜，反而微微一笑道：“难道我就不能有个伴侣吗？”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