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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维亚高原尼普利斯的一间别墅去写作，在他笔下，好兵帅克又活过来了。当第一卷《好兵帅克》写好后，竟没有出版社肯出版，他在朋友支助下，自费印了第一卷，并同朋友上街叫卖，1921年，这本书大获成功，但所得的钱，大多买了酒喝。
他原来计划《好兵帅克》共写四卷的，可惜1923年1月3日，他只写到第四卷第三章，就因心脏麻痹和肝病溘然与世长辞。但是，哈谢克所塑造的“好兵帅克”，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心中，永远为读者喜爱。
（原载香港《开卷》第14期）
Number：4298
Title：没有见到本人的访问记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3期
Provenance：人民日报
Date：1981。2。20
Nation：
Translator：
这位高级干部谢绝了记者的采访，报纸上也没有披露他的姓名。这里摘登的仅仅是他那“平凡的事迹”中的一些片断。
他
他1931年入党。在参加著名的宁都起义后，就投入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南征北战十数年，一直到把红旗插到大西南。新中国成立了，他成为我国第一批驻外大使之一。在新的岗位上，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成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在外交战线工作了30年，先后在欧、亚、拉美七个国家担任大使。但是，看到他的同志觉得他还是个山东老乡，一位朴实而平易近人的老红军。
一尘不染
他曾在好几个使馆工作，开始都曾给他派公务员，但他坚决不要。他爱人生病时，就自己拖地、洗衣、打开水。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一些使馆在伙食标准内，给他另外准备一点清淡的菜，但他都一一谢绝，一直和大家一样在食堂就餐，一起排队端菜盛饭。有时遇到他不能吃的菜，就吃咸菜。
有一次，他离任回国，途经莫斯科，因过路人员多，他告诫随行同志不要因游览向使馆要车，以免给使馆添麻烦。他以身作则每天在房内看书。饭后还到厨房去帮助洗碗、干活，使馆的厨师还以为他是同行（厨师）呢！
体贴同志
他非常关心体贴同志，没有架子。使馆的一位司机父母病故，经济困难，他悄悄托人寄去1百元。这位司机的爱人以为是外交部给的补助费，给部里写了感谢信。在一个使馆工作时，得悉原驻使馆一位司机病故，家里孩子多，他就给这位同志的家属寄去了几百元钱。这样的事很多。
不搞特殊
有一次，他回国参加人代会。他的夫人因病要求一起回国治病，他不同意，后来使馆领导讨论同意他夫人回国治病。他提出他夫人因私事回国，往返路费应由本人负担，不得报销。经有关同志多次做工作，他仍坚持由他夫人付了普通舱机票费。1976年他回国述职，因身体不好，拟在国内检查治疗。当时正组织大使学习。他在学习结束后才去医院检查，为了按时返馆，他不等看检查结果，就先动身出国，让以后再把结果告诉他。
严父良师
他一直到39岁才有第一个孩子，当然很喜欢自己的小孩。但他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他从来不设法为儿女安排一个舒适的工作，更没有送子女出国的打算。
小儿子从部队复员后，想从事历史研究，准备找爸爸的老同学指导学历史。他出国前却对老同学说：“我走后，小儿子可能来找你谈学历史，你不要教他，他研究历史没有基础。他应该脚踏实地找一个工作做。”后来小儿子就当了校对。一年后，小儿子经过努力学习，考取了大学。
大女儿要结婚了，他也没有从国外给她带回什么礼品。他送给新女婿的礼物是一支钢笔。可是，当大女儿写信要求爸爸在国外买一本《超声诊断学》，以便学习使用时，他很快设法买了给孩子，虽然书的价格并不低于一台立体声录音机。
读者的反映
“近三十年来，他经常出入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场所，但中国人的浩然正气始终在他身上闪烁着光芒。他曾说：‘只要我们穿上中山装，像高粱秆那样一竖，外国人就知道咱们是中国人，就不敢小看咱们。’”
“我们为党有这样的好同志，人民有这样的好干部而自豪。”
“那些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不择手段，触犯党纪国法、丧失民族气节的人，面对这位同志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吗？”
（本刊据1981年2月20日、3月15日《人民日报》摘编）
Number：4299
Title：达式常的烦恼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3期
Provenance：青年一代
Date：1981。2
Nation：
Translator：
荣誉，能使人自豪，但有时也给人带来烦恼。名演员达式常和他的妻子王文皓添女得福，分到了一间比原来6。8平方米大些的新房，这是喜事，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周围居民出于好奇，一听达式常搬来住了，便纷纷前来，争看“林育生”（达在《年轻的一代》中扮演的主角）。
看看倒也罢了，有些青年人，也实在有些过分。有一次，老达赴外地拍外景去了，就他妻子和秧秧母女俩在家里。忽然，“砰”地一声门被踢开，几位素不相识的青年破门而入，嘴里叼着香烟，东张张，西望望，吓得秧秧直哭。王文皓赶忙问他们找谁，有什么事？来人说：“不找谁，也没事，随便看看、玩玩。”还有一个夏晚，老达也不在家，王文皓在床边哄秧秧入睡，又是“砰”地一声，她回头一看，进来了十来个年轻人，有小伙子，也有姑娘，一面看，一面指指点点，把一只花瓶也打碎了。他们在那里住了5年，这类事情碰到可不少。
在家里不安宁，上街也有难处。带孩子上公园玩玩，上大街走走，谁愿意去都能去，可是达式常却不能。女儿长得这么大了，到底去过几次公园，手指头也扳得出来。有时孩子闹得厉害，实在憋不住了，达式常下个决心，还得打扮一番，或者戴上墨镜，或者戴上大口罩，可还是常常给认了出来。
那是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夜，小秧秧闹着要去市中心看焰火。达式常与妻子商量，就带孩子去看一次吧。当达式常看完焰火，戴上大口罩，刚走上街头的时候，只听得两位青年一声喊：“看，达式常来了。”话刚落声，人流像潮水般地涌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把达式常夫妻与小女儿围个水泄不通。有的问达式常最近在拍什么电影，有的问他每月工资多少，你一言，我一语，弄得达式常窘极了。幸好治安巡逻车经过，达式常请求。“保护”。执勤人员调动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一辆吉普车“开道”，达式常夫妇三人才被“救”了出来。等达式常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半夜了。
“每当你们碰上这样的事情，心里一定很恼火吧！”听了达式常的这番苦衷，我禁不住问道。
“怎么说呢？还是一分为二吧！”达式常说：“有些群众，特别是一些青年想看我们，希望了解我们，这说明我们的艺术成果得到了群众的承认，赢得社会的广泛关心，作为一个电影演员、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把这看做是对自己的鼓励。有些青年出于好奇心，老爱问这那，家里有没有保姆，有没有彩色电视机，等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要借此机会告诉这些青年朋友，我们家的物质生活比15年前结婚的时候已大有改善，也增添了一些家具用品，但还是发展中家庭，和许多普通家庭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些青年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见到我们就围观，他们似乎很热闹，很好玩，但是却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给我们增加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所以，尽管我在银幕上经常与观众见面，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倒有点‘害怕’观众。”关于这一点，王文皓似乎说得更坦率些：“我们家由于出了老达这个‘名人’就失去了许多生活乐趣，甚至失去了行动自由。”
是啊，“自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自由自在”地围观一个人（不论是“名人”还是外国人）的时候，又可曾想到，他（她）现在自由不自由？他（她）这时的心情是愉快还是烦恼？……
（原载《青年一代》1981年第2期，作者杨仁杰）
Number：4300
Title：活人丧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3期
Provenance：山西日报
Date：1981。4。27
Nation：
Translator：
葬礼，无疑是为悼念和安葬死人而举办的仪式。可是，最近在山西寿阳县平舒公社西郭义大队，竟出了一件人还活着就兴师动众、大办丧事的怪事。
顾虑后事 引出怪事
这件轰动乡里事件的当事人叫张文礼，是西郭义大队社员，今年83岁，无儿无女，孤独一人。20年前，张文礼写纸立约，将老伴的外甥祁朴成过继为子，原指望能“继门庭，续香烟，老来有靠”，谁知外甥当时年已30，又在外工作多年，过继之后，既不同意改姓，又不尽赡养义务。老汉几次与外甥争辩，请村干部调解，均无效果。老汉于是耽心百年之后无人给自己料理后事，一怒之下，决心在生前就举办葬礼，“活着发落”自己。
求亲告友 操办“丧事”
张文礼老汉拿定主意后，就将自己的半所住宅卖了1；600元，邀请街坊邻里、三亲六友，前来操办这桩“丧事”。他们首先确定今年4月2日（清明节前3天）为“葬礼”日期，随后一面派人四处给亲友“报丧”，一面采购东西，买回200斤重的大肥猪1口，高价白面4袋，大米20余斤，各种鲜菜佐料等样样俱全，还拿出多年积攒的百十斤黄米、几十斤青豆。并请来画匠制作纸扎，雇了吹鼓手，就连一些队干部也出动帮忙，准备将这不是葬礼的“葬礼”热热闹闹，大办一番。
封建迷信 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