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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说是强占，但基本上还是比较缓和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有成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建筑师、教师和社会学家等参加。他们都有明确的目的，想搞一次关于社会组织型式的示范试验。
1971年11月底，有将近200名强占房子的人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全体代表大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后即通过了一个“宪法”。随后又确定了一个集体活动的会堂。会议参加人称自己是“克利斯蒂安尼亚人”，称他们活动的地区为“自由城”或“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在“克利斯蒂安尼亚”的外文拼法中有三个“I”，因此就用三个“I”来做这个“自由国”的简称。同时也确定了“国”旗，上面有三个发光的黄点。
日常的小事在各个区的小会上解决，大问题要提到每周一次的全体会议上。设有负责小孩和吸毒者的“社会工作组”和负责钱财的“经济组”。“国”内不允许机动车通行，不许贩毒，但是缓和的兴奋剂大麻和酒精饮料不受限制。商店和作坊要拿出其销售额的5％作为中央机关的办公费。
“自由国”的诞生初期，也就是1971年冬到1972年春，还是很艰苦的。哥本哈根当局认为这种强占是非法的，因而断水断电。好不容易弄了点燃油总算度过了这个冬天。考虑到有住家和又有小孩，所以1972年年初又恢复了供水和供电。“自由国”于1972年5月底又同国防部达成了一个协议，规定“自由国”要成立自己的消防队和垃圾排放站，要对常住居民进行登记，在侦缉方面要给予合作和要支付水电费。
建“国”后完成了一些建设和改建工作，譬如搞了小孩游艺室、带淋浴的澡塘、健身室、音乐厅、小戏院、音乐茶社等。甚至搞起了“自由克利斯蒂安尼亚电台”，同时也出现了照相馆、咖啡馆和电影院。一个妇女和两个青年烤起了面包。另外有一个小组开起了日用品商店。这个商店到今天还是每天开门12个小时。不久又要有第二个商店开业，经营蔬菜。还有一份两周出一次的报纸，以后准备一周一次。
有一个银匠铺也开张了。妇女们开始做起了蜡烛并搞起木工和缝纫。三个男人买了一台报废的复印机搞起了复制。四个居民从事陶器制造。有一个人学制鞋，想搞鞋匠铺。在一个大的建筑物中开起了木匠铺，旁边就是铁匠铺。
尽管如此，组织者们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大多数作坊都是个体所有，自负盈亏。按“生产资料归生产者所有”和“为同样劳动支付同样工资”的原则经营的，目前只有铁匠铺。在这个有四个人的铁匠铺中生产一种比较有名气的自行车拖车，专业化和流水作业可以保证产品价格低廉。到1981年为止共卖出2500辆拖车。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200克郎（约合人民币288元）。“自由国”的环境很像乡村，日常花销不大，所以一般每月尚可存400克郎（约合人民币96元）供度假用。
原来估计这些放荡不羁的青少年和各种游手好闲的人来到“自由国”这样一个新环境中，一切都从头开始，可能会变好。但实际上这种肆行无忌的人的比例一直很大。时而发生掠抢商店现金、闯入住宅和侵犯公共财产的现象。更为讨厌的是都不愿意付钱，想白拿和白享受，弄得像幼儿园这种社会公益组织只好破产。应付给哥本哈根市政当局而未付的水电费已高达几十万克郎（约合人民币十几万元）。
同样，青年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失业率从建“国”初期的不到5％猛增到1979年的11％以上，因而吸毒和犯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原来热情地创建这个“自由国”的许多人，由于经济等原因纷纷出走，有的在乡下又搞起了一个新的公社。
问题远不只是这些，例如各种人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大。但是不管怎样，“自由国”并没有像人们原来估计的那样，会由于内部纷争而垮台。“克利斯蒂安尼亚”的影响早已越出了“自由国”的20公顷土地。社会学家和研究青少年犯罪学的专家等纷至沓来，以期“亲临其境”进行调查研究。哥本哈根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一个社会学家在经过实地考察后说：“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很像是一个凹面镜，能集中地暴露出城市中的社会问题。”普通公民也常常怀着一种好奇心来到这里进行访问。在一次夏季狂欢节期间就有六万人参观了这个“自由国”。
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的前途未卜。有人断言，它会像英国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于1824年在美国搞的“共产主义新村”一样载入史册。
（据西德《明镜》周刊1981年第39期）
Number：4548
Title：杀人医生门格尔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10期
Provenance：《北京晚报》
Date：1982。1。9
Nation：
Translator：章际
1981年6月，约一万名二次大战时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在耶路撒冷聚会，纪念1939年至1945年间死于第三帝国之手的600万欧洲犹太人。
聚会中，人们回忆起30多年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中营生活，谈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中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人们称他“死亡使者”。当时，这个党卫军医生每天亲自接收那些从各地运来的犹太人，阴森森地挥舞着一根小棍，把这些可怜人分成两行，一行直接走向焚尸炉，一行暂时留下来。据估计，从1943年到1945年，经门格尔之手就有38万人死于非命。这个恶鬼作为人种生物学家，还负责执行一项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计划。他希望能发现一种遗传学上的秘密，来培养出纯种的雅利安人。为此，他在实验室里对二百对孪生儿做了试验，通过这种试验，门格尔认为他可以使德国妇女生多胞胎，从而较快地为第三帝国提供公民。他还用孪生儿和两千名儿童做试验，试图把他们的眼睛变成蓝色，头发变成亚麻色。他和助手把颜料注入他们的眼睛，把三氯甲烷注入他们的心脏，拿刀和针刺他们的头盖骨和脊柱。他还给一些人做了绝育或阉割手术。经过一系列试验，这些被他称之为“豚鼠”的孩子就一个个消失了。时至今日，从门格尔手中侥幸活下来的孪生子只有二十对左右了。
但这个血债累累的门格尔在大战结束后，却奇迹般地逃脱了正义的制裁，迄今仍逍遥法外。
据说，门格尔在战后一段时期曾伪装成一个普通医生相当平静地住在多瑙河畔他家的附近。只是到1949年，他在大屠杀中的罪行受到查询，才开始东躲西藏。他最初通过纳粹残余分子组成的逃亡网逃出德国，藏在意大利一个寺院内。1951年又用一张西班牙的假护照逃到阿根廷。此后30年，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许多秘密组织一直到处迫踪他，但门格尔既狡猾又阴险，凭借一些与前纳粹分子有联系的黑社会组织的掩护，一次次逃脱了追捕。
直到1960年以色列武装情报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他的行踪前，阿根廷和巴拉圭一直是门格尔的平安天堂。1960年后，门格尔除在巴拉圭几个城市穿梭流窜外，还经常去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埃及，他也曾去罗马和米兰与妻子会面。
门格尔在逃避追捕的同时，仍然作恶多端。1961年，一位漂亮的犹太妇女诺拉在巴拉圭某休养地与门格尔有过几次接触。这位妇女20余年前曾受过门格尔的残酷迫害。但在这位妇女采取复仇行动前，门格尔发现了她的真正身份马上溜之大吉。数月后，人们在巴西发现了这位妇女的尸体，死亡原因不明。1965年，人们在乌拉圭的一辆卡车上发现一个前纳粹分子破损不堪的尸体，据了解，在此之前，死者曾为提供门格尔在阿根廷住址的情报，而与犹太地下组织做过交易。
门格尔无论逃到哪里，追捕者经常是接踵而至，但总是让他逃之夭夭，有时简直是让他从手缝中溜掉。如以色列的特工人员一次曾找到他在巴拉圭亚松森住的旅舍，发现他在20分钟前逃跑了，身上还穿着睡衣。1980年夏，门格尔又一次几乎落网，这次却是在玻利维亚。1981年初，又有人说在乌拉圭发现过他的踪迹。
为了找到门格尔，一些犹太富翁几年来已花了上百万美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81年1月曾根据他的新罪证，发布了新通缉令。目前，门格尔的头被悬赏10万美元。有人说，门格尔现在就象一只丧家犬，东逃西窜，陷井处处。也许这种让他每时每刻都战在被追捕的恐惧之中的生活本身也是一种复仇方式吧！
（摘自《北京晚报》1982年1月9日）
Number：4549
Title：让人们都富有责任心
作者：穆尼尔·纳素夫
出处《读者》：总第10期
Provenance：《山东青年》
Date：1981。6
Nation：埃及
Translator：解凡
天色昏黑、混浊了。风摇树叶，白浪翻卷，催促着游兴未尽的人们上岸、穿衣、回归。
突然，一声尖利刺耳的呼救声划破沉静的黄昏，人们止住了脚步。原来一位初学游泳、乐而忘形的少女被蔚蓝的大海吸引住了，她只顾在深水里尽情地游来游去，却不料风起潮涨，腿抽筋，力已尽……
岸上的男女老幼惊恐万状、瞠目结舌。其中有三、四个人虽然尚未脱掉游泳衣，却止步不前，屏息凝望着那濒临死亡的溺水少女在浪涛中苦苦挣扎。
这时，一位走在高坡上的小伙子飞快地向海边冲去。他顾不得脱掉衣帽，就毫不迟疑地扑进波涌浪卷的海涛。
少女得救了，欢声笑语又回到了人们中间。而小伙子却默默地向她绽出一丝坦然的微笑，带着满身的水渍，步履艰难地离开了岸边，消失在归途中的人流里。
疑问不解
有一个12岁的少年目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