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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了一步，苏维埃几位主要领导已经去召开群众大会，其中就有她新婚不久的丈夫夏明震。
第二天，在泛着血沫的河边，在殷红的河滩上，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曾志找到了她的21岁的丈夫夏明震。丈夫仰面青天，双拳紧握，身上被刺了十几刀。曾志脱下军帽，朝她的亲人俯下身去。那一刻她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什么叫献身！她仿佛突然成熟了，从此，义无反顾地朝着丈夫未走完的路走下去……
二
夏明震牺牲后，曾志由特季调入朱德的第七师师部。七师师长是邓允庭，党代表是蔡协民。
蔡协民是个穿长衫的知识分子。他相貌清瘦斯文，感情细腻缠绵，办事稳重缜密，信仰坚贞不移，对革命始终是满腔热忱。不久，蔡协民与曾志相爱结合了。
1928年春，国民党分南北两路大举进攻湘南。朱德决定率湘南暴动的部队向井冈山转移。这次行动有些仓促，部队未能集中，而是从各自驻地分别向井冈山撤退。七师转移到了酃县水口。
毛泽东率部队掩护湘南暴动的队伍向井冈山转移。任务完成后，便匆匆去找朱德。由于战争条件下的混乱，消息不灵，毛泽东不知道朱德到了哪里，找到水口，听说朱德不在，只有蔡协民住在祠堂。他与蔡协民在广州农讲所便熟悉，所以一路喊着：“老蔡，老蔡，蔡协民！”径直推开了蔡协民住的屋门。
毛泽东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突然怔了怔。
原来，曾志这时已经有孕在身。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正依着蔡协民休息。听到喊声，尚未来得及反应，屋门已被推开。
“哈，金屋藏娇。”毛泽东笑了，顺手拉过一条长凳坐下来，开着玩笑，“老蔡，你好福气哟。”
蔡协民和曾志已经下地。蔡协民红着脸介绍：“这位是毛润之，毛委员。”接着又指指妻子：“曾志，我爱人。”
曾志与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曾经同过学，对毛泽东久已闻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这次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讲话多，十分风趣幽默，可以说妙语连珠，深深吸引了曾志。
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在砻市的龙江书院见面握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井冈山朱毛会师。5月4日，在砻市南边的草坪上，曾志随郴州七师参加了井冈山会师大会。会师后，郴州七师番号取消，正式编入红四军。
曾志和蔡协民都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蔡协民曾担任过31团党代表、红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等重要职务。曾志担任红军后方总医院的党总支书记。以后，他们又随毛泽东、朱德率部队下井冈，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志就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任工农运动委员会的民运股长和妇女组组长，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宝贵贡献。
然而，曾志在福建做白区工作时，一场悲剧发生了。
1932年秋，中央突然下来一个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要对他进行批判，肃清影响。
这其实是一桩历史冤案。
当时，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是陶铸。收到中央通知，很震惊。他将通知转达给曾志时，曾志被这意外发生的事变打懵了。冷静下来，曾志立刻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她了解蔡协民，信任他，郑重声明，决不相信蔡协民会是什么“社会民主党”。陶铸与蔡协民也熟悉，他也认为蔡协民绝不是什么“社会民主党”。福州中心市委经过调查研究，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证明蔡协民的清白。这份报告至今保存在漳州党史办。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个报告未能改变中央的态度。
蔡协民陷入极大的困境中，却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奉命从厦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在上海住进一家小旅店，与中央接过一次头便失去联系。他以顽强的组织观念仍然忠实地等待着；钱花光了，东西典当一空，直至流落街头。他终于碰到一位同乡，借了10块大洋做盘缠，才乘船回到福州，住进一家肮脏的最便宜的小旅店。
那时，地下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那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求生存的必要手段。蔡协民已经失去组织关系，按严格的纪律要求，任何党内的人都不得与他接头联系。但是陶铸仍然去见了他。陶铸一生有句口头禅：“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不干。”
陶铸见过蔡协民后，把消息告诉了曾志。曾志郑重地向市委提出要求：批准她去见一面蔡协民，市委研究后终于同意了，但明确告诉曾志：绝不允许将中央的通知告诉蔡协民，否则就是违纪。
曾志在那家肮脏的小旅店见到了蔡协民。看到亲人那憔悴衰弱的样子，曾志心如刀割。当蔡协民讲到在上海的遭遇，讲到流浪街头、饥寒交迫的生活时，含着泪说：“落到这步田地，我甚至生过一些荒唐念头，干脆在马路边撒尿，让巡捕抓走也好有个地方住，有碗饭吃……唉，我终于意识到中央把我甩掉了。党为什么不要我了啊？为什么？我夜夜做恶梦，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忍饥挨饿更难受啊！”
看着丈夫极度痛苦的样子，曾志几乎把牙床咬出血来。组织上有决定，她不能说出中央的通知，但她又觉得不能不说，她的这种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到呢？
蔡协民掏出一块布料，递给曾志：“我借的那十块大洋，买船票后还剩下一些，给你买了身布料，拿去做身衣服吧……”
这时，曾志再也无法遏制自己奔涌的感情，她叫了一声“协民”，流泪将中央通知的内容告诉了蔡协民。为什么会下这个通知？当时他们都不明白，甚至无从去想。他们只明白一个冷酷的现实：党组织不可能再与蔡协民联系了，他只能独自用行动来证明对党的忠诚。
于是，蔡协民回到厦门，开始做苦工谋生。白天干各种重体力劳动，夜里睡工棚，宣传群众，做工运工作，直到罗明同志回到厦门主持工作，才将蔡协民迎回党内，送回中央苏区。但是，不久蔡协民从苏区回厦门接头，被叛徒发现并告密，不幸被捕，并押往漳州杀害了。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用壮烈的死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用鲜血洗刷了蒙在他身上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
曾志就这样失去了她的第二个丈夫。由于她将中央通知的内容告诉了蔡协民，回来便受到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听完处分决定，她平静地说：“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我这样做，受到处分，但我问心无愧。”
三
早在1928年11月，曾志与丈夫蔡协民上井冈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
产后40天，曾志接到命令，去后方总医院担任党支部书记。残酷的战争环境，天天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怎么可能带孩子呢？曾志望望面前的那张命令，又看看怀中的婴儿，一咬牙，将儿子送给了一位姓石的同志。当石妻抱走孩子时，刚强的曾志泪如雨下。毕竟是第一次做母亲啊……
这个孩子被石家夫妇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石家夫妇去世后，石来发继续了石家香火，在井冈山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现今已是一大家子：两个儿子，五个孙子孙女……
如今曾志已是80岁老人，石来发及其儿孙们还常来北京看这位亲生老母和祖母。每次都要挑了一担子井冈山的土特产。曾志也曾两次重上井冈山，与儿孙们相聚。
1931年，又是11月，曾志又生下了一个又黑又壮的男婴，取名铁牛。
铁牛太可爱了。曾志产后第6天就投入到紧张的斗争中去，铁牛便出奇的乖，不哭不闹，静静地躺在那儿。一旦母亲从外边回来，跑到小床边，他就会咯咯地笑出声。他还会定时拉屎，什么时候母亲抄起他的小屁股，他便会及时配合，从不弄脏尿布。
“这孩子多乖啊，我们自己能养大！”曾志当时改做白区工作，很有信心养大这个儿子。两个月后，她与丈夫一道，抱着小铁牛来到厦门，准备稍作停留后便送到母亲那里去，请母亲帮忙照看。
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同志赶来看望蔡协民和曾志，见面就劝说：
“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儿去了，兵荒马乱，路途遥远，晕船不说，路上也可能发生意外……”
“我怕什么？”曾志生性刚强，硬硬地顶上一句，“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
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头犹豫片刻，终于尴尬地吐出真情：“曾志同志，对不起了。市委急需经费，听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卖了100块大洋。现在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孩子你不给也得给了……”
曾志愣住了，半天才像大梦初醒一般透过一口气。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儿子，最后将目光呆呆地落在市委书记的脸上，久久不动一动。
市委书记无声地垂下头，等待那意料中的哭声和责骂。可是，传到他耳边的却是一声催人泪下的颤音：“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曾志生平第一次逛了公园。她和丈夫一道抱着儿子，走进中山公园，将孩子放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任他自由自在地对着蓝天和白云呼吸欢笑。曾志和蔡协民久久地注视着孩子；当他们的目光彼此相遇时，曾志眼圈一红，迅速躲开目光，将头扭向一边。
接着，他们又抱孩子走进照像馆。
随后，他们将孩子交给组织派来的人抱走了。曾志没有送孩子出门，她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她哭了，哭得昏天黑地！
这个可爱的孩子被卖给了一位小儿科医生。那年流行麻疹和天花，病孩子多。突然断奶的孩子，抵抗力下降，又是生活在传染机会极多的小儿科医生家，很快便染病夭折了。
1933年春，曾志生下第三个儿子蔡春华。可是，为了全身心投入革命，她在产后第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