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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还在青海民院读书的索南达杰有许多机会离开治多，因为他的成绩优秀，北京一次次来要人，到民委或民族出版社或民族学院，他拒绝了；省里也来要人，他还是拒绝了，说什么也要回到家乡去不可。他去说服自己的老师：“我们这个民族，祖祖辈辈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人识字了，有文化了，就应该有一种不同于祖辈的生活方式，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如果我们还只是忙着给自己盖房子买摩托，那与我的爷爷有什么不同？”
索南达杰回到家乡工作了20年，他当过县民族中学的老师、县教育局局长、索加乡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兼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1994年1月在可可西里牺牲，还不满40岁。
我在西宁见到了扎多。他曾是索南达杰的学生，后来成了索南达杰在治多西部工委当书记时的秘书。
“你一定要去索加，索书记的全部行为根源就在索加。”扎多每次见我都要说这句话。
索加乡离治多县城200多公里，是四个乡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交通条件最差的一个。每年只有大地封冻的几个月中，通往县城的路才可勉强通车，其它的时候，江水化冻、大地翻浆，索加就是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在西宁扎多就告诫我：“到了索加，你千万不能提你是来采访索书记事迹的，不然那些牧民立刻就会哭得死去活来，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索南达杰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索加牧民的心上了。
1985年10月17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暴风雪突然从天而降。几天内，从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到黄河源头的玛多、玛沁，东西横亘1000多公里、南北纵深200多公里的辽阔草原，很快就被齐腰深的积雪盖得严严实实。气温骤然降至－40℃，交通、通讯全部中断。在治多县，受灾面积高达62％，受灾最严重的就是索加乡，全乡26万头牲畜中有22万头冻饿倒毙在雪中。
身为县教育局长的索南达杰随县救灾工作组费尽周折来到索加。没有人烟没有路，四周一片白茫茫，根本看不见牧户在哪里。他背起几十个煤油炉，深一脚浅一脚向大雪深处走去，工作组的同志也跟着他负重前行。这是海拔4700米的索加，人们喘着粗气，在雪地里跋涉。10里、20里，还是没有人迹，他翻过一座高高的山梁，对大家喊道：“加把劲，过了这座山，我们一定能找到牧民！”当第一座黑色的帐房出现在雪原尽头的时候，索南达杰突然哭了。
索南达杰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牧民，背着几口袋牛粪，踩着厚厚的积雪，奋力往山上攀登。谁也不明白他想干什么，牛粪在那个时候多么金贵。他们爬到半山腰上，把牛粪倒了出来。索南达杰在雪地上用手画出了三个巨大的字母——SOS，他指挥那些牧民们把牛粪码在字母上。
兰州部队的救援飞机向这三个字母飞来，投下了粮食、燃料、棉被和大衣。
这一年，索加没有人冻死，没有人饿死。
然而，这场灭顶之灾却给了继任索加乡党委书记的索南达杰极大的刺激。
改革开放给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索加的户均牲畜达到了120多头，这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好年景。仅仅在一夜之间，一切都成了泡影。传统的生产方式竟如此脆弱！
索南达杰骑着枣红马，忧郁地在索加的草原上盘桓，雪灾的阴影时时笼罩着他。再来一场暴风雪怎么办？一切再从头开始？索加的路究竟在哪里？光靠养牛养羊能把索加人领上现代化的路吗？民族兴旺，必须要有新的观念，要走新的路子！
见到地质勘探队，索南达杰眼睛亮了
春天，雪渐渐融化了，索加却也因此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往年这个时候几乎没有外人来这里。
1987年春的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人敲门。索南达杰打开门，见是一群从未见过的汉人。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地质队的，来索加进行资源勘探，早上就从县里出发了，没想到200多公里走了一天。索南达杰眼睛突然一亮，他赶紧招呼人把索加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地质队住进去。又张罗人送来牛粪、开水，把屋子里烧得暖洋洋的。
陈方本诧异地望着这位四处忙活的书记，出野外搞勘探，遇到如此热情的干部真是难得。陈是青海地质大队的总工程师。在西宁我见过他，他刚从可可西里回来不久，说是在那里发现了天然气。“如果索书记还活着，肯定特别高兴。唉，太可惜了！”陈方本伤感地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觉得眼前这位身体健壮、前额宽大、一脸络腮胡子的索书记很可亲。后来我们在雇牛马上又遇到了麻烦，牧民要价太高。他听说后，二话没说，黑着脸骑上马奔了出去。连着几天也见不着他的影子。后来一位乡干部说，索书记发火了，他骑马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跑，告诉牧民地质队是来为索加牧民找矿的，开矿和修路一样，都是为我们致富、造福后代的。”
一大早，索南达杰就要拉着陈方本往外走。问去哪儿，他说去找矿，还说索加这个地方要发展光靠牧业不行，一定要进行畜产品加工，要开采矿产，开发水利资源。所以最好今天就能把索加脚下有什么资源都勘探出来。陈方本乐了，觉得这个书记竟还有一颗如此童稚之心。他赶紧解释，找矿可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何况你这儿交通极不方便，一般的矿开发起来也划不来，要是有什么金银铜矿泉水什么的，还是很有价值的。
“那好，你跟我走，我知道哪儿有泉水，你们赶紧带到西宁去化验一下，看看有没有开采价值。”
索南达杰当即领着地质队员骑着马，直奔数十里之外的泉水。
地质队在索加工作了两个夏季，他们成了索南达杰最知心的朋友。原本想的在藏区工作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麻烦，在索加都不存在。他们还多了一个最好的帮手和学生。索南达杰经常与队员一起出野外，每过一条河，他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看这里修水电站合适吗？”
地质队员说：“我们是找矿的，对水电是外行。”
索南达杰不高兴了：“天下的知识都是相通的，你们起码能够告诉我这里的地质构造是不是适合修电站，怎么能说是外行呢？”
陈方本忙解释：“索加的水利资源很丰富，但是在大河上修电站，别说以索加的财力，就是治多县的财力也不够。”
“你们别管，钱我会去找。”
索加有6条水系汇入通天河，水利资源极为丰富。那天，索南达杰与地质队员一起，用了一整天时间找建电站的坝址。回到乡里，他兴奋无比，专门找来了两瓶白酒庆贺。在与地质队员相处的两个夏季里，他学会了怎么找矿，如何辨别矿石标本，怎么看地质图，怎么定位。
“他死得太可惜了，凭他的才华、他的现代意识，那是可以当省长的。绝对可以！”陈方本一边对我说着，一边叹气。
“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办不成的。如果非这样不可，我就先死！”
在索加，地质队员们问索南达杰：“既然你懂得光靠羊搞不成现代化，为什么你不去可可西里？可可西里有黄金，有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这都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可可西里从来就是属于治多的，治多人为什么不去保护它，利用它？”
此前，除了偶尔发生的草场之争，治多人从未想到过远在青藏线以西约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是属于自己的。地质队员的一席话，如同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索南达杰的心上。
在治多县委招待所昏暗的灯光下，我读到了许多索南达杰写的关于索加的调查报告和请示报告。这些报告呈向县、州、省，还有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他每天都在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索加，帮助索加人民架桥修路，度过难关。1985年的那场雪灾给索南达杰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一个靠畜牧业为生的民族，它的生命力太脆弱了。索南达杰终于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部，投向了可可西里。
1985年，在可可西里发现金矿的消息引起了这里前所未有的淘金热。沿昆仑山北端的库赛湖、卓乃湖、五雪峰、布喀达坂峰、马兰山、太阳湖等地，到处分布着砂金矿。1984年以来，每年都有约3万左右的金农进入其间采金，据非官方消息，目前这里的金农达到9万余人，严重破坏了可可西里的砂金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数万人吃喝成了大问题，于是这里的野生动物纷纷罹难，10年中，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今天这位美丽的少女被无情地蹂躏了。索南达杰把自己的使命定在了这里，他要让可可西里蒙受的屈辱一扫殆尽。
1992年，索南达杰任治多县委副书记。上任伊始，他就连着几次向州里打报告，要求成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并毛遂自荐，要求负责西部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这么多年他已经很习惯没人理他的茬，可报告还得一份接一份地写。第二年7月，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批准成立治多西部工委，由索南达杰任工委书记。扎多成了索南达杰招募的第一个“志愿兵”。
西部工委的目标就是可可西里。
从西部工委成立到索南达杰牺牲，一共是545天，索南达杰12次进入可可西里考察，行程6万公里，历时354天。
西部工委没有任何装备，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是徒步进去的，晚上再走回五道梁兵站宿营，第二天接着往里走。第二次还是用两条腿走进去的。三个人背着炒面、水和地图，一路走一路往图上标着采矿点的位置和规模。后来终于有了一辆北京吉普，他们就可以走到可可西里的纵深地带。县里没有哪个司机愿意进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