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后他说：“其实如果我真的掉下去，这带子不一定能承受住我的重量。但起码我的鞋子还会在那儿。”
一路艰辛一路险
“快速地为第二架相机换上高感光度片……爬上廊桥后面的树。手臂被树枝刮伤，‘可恶’，他低声抱怨了一句继续往上爬。”实际的野外拍摄显然比刮伤胳膊要凶险得多。
史蒂夫·麦克瑞在拍摄中，他所乘坐的一架小型飞机翻着跟头栽进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个高山湖。毫发无伤的领航员自顾自逃命去了，留下无助的史蒂夫在结冰的水中上下沉浮。他竭尽全力拼命抓住一块残骸才幸免于难，但却要忍受视网膜脱落的痛苦。
乔·谢斯切尔险些成了尼罗河大河马的一顿美餐；洛伦·麦金太尔在委内瑞拉被囚禁；迪 安·康格在大马士革亦遭此厄运；在约旦，乔迪·科布被贝督因人劫持，幸亏同事以一大把第纳尔（货币名称）为其赎身；米歇尔·尼科尔斯则败在卢旺达黑猩猩的拳下，被一掌推下山坡……
但这一切现实的灾难似乎还不是最糟的。几乎每一个摄影师都感觉到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最无形的威胁是对自我的怀疑。那种黑色的抑郁就像一股冰冷的寒气，让人不寒而栗。似乎永远有一种低语，徘徊在摄影师们的心中：这20年来的成功也许只是一时的运气，下一次上帝是否依旧仁慈？！“那是一些总让人冒冷汗的日子，仿佛有一天运气会离开自己，我一下子成了一个骗子。”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它会因摄影者的一丝疏忽而充满遗憾。发生故障的相机、不正确的镜头、不合时宜的光线、甚至没有了胶卷。就在那些不可挽回的瞬间，一张好的照片已经失去。
感情的历程
《廊桥遗梦》的浓情与浪漫也许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件奢侈品。但对比尔·阿拉德来说，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时我正站在教堂的台阶上，一个年轻的女子从我身边经过，她有着一张十分迷人的脸。”比尔回忆道，那是1982年，他正在秘鲁拍片。“那年我43岁，刚刚同我的妻子分手，除了恶劣的家庭关系我一无所有。然而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来到千里之遥的一个国度，与一个不同语言的女子相爱。”两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同7岁的儿子住在弗吉尼亚。
类似的浪漫故事仍然在摄影师的旅途中演绎。然而更典型、更现实、更令人心酸的事实却是长时间的离家拍摄（一般一次需要4个月）使家庭关系濒临崩溃。1964年，当布鲁斯第一次来到《国家地理》杂志时，12个摄影师中的8个已经离异。B·安托尼·斯图尔特在他退休的那天说：“……这42年绝对是美妙的42年，……但是如果再来一次，我将不再接受。……我有一个儿子，我却没有见过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用心拍摄
“人们总是喜欢问我照片的光圈和快门速度，我告诉他们，这张照片的曝光是43年又1／30秒。”这是弗兰斯·兰廷对拍摄的理解。
是的，如果仅仅是快门速度，也许你和我都可能申请到《国家地理》杂志的拍摄机会。一张成功的照片更多地是依靠观察能力，真正的观察和投入。
吉姆·斯坦菲尔德，摄影对他而言简直是一种诱惑。他执迷其间，拒绝失败。在梵蒂冈，为报道彼得大街塑像前的朝圣者，他先后44次反复拍摄，终于在最后一次获得成功。在伊斯坦布尔，为寻找一个高处的拍摄点，他不辞辛劳，44次登上伊斯兰教寺院大塔的200级台阶，“最后，他们终于给了我钥匙。”
水下摄影师菲利普·尼克林，拍摄海洋动物时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名猎手。为拍摄一角鲸，他和他的履带式雪地车在冰层上穿梭了整整三天。“不仅仅是找到它们那么简单，”他说，“要观察它们，与它们交流，直到能足够近地接近它们。”
做一个目击者
到底是什么鼓舞着这些摄影师们，使他们在这个充满艰辛的领域中永不退缩呢？唤起人们的关心是尼克·尼科尔森的愿望，“让人们去关心那些正在消失的森林，或者类人猿。对此，我有一种使命感。”
“为了经验，在那儿，你是事件的目击者。”罗伯特·马登说，“告诉人们，当航空母舰把阿波罗11号拖出水面时，你在那儿。”邱吉尔的葬礼、玛雅的墓穴，每一个历史事件，摄影记者都在那儿，做一个目击者。
信守让人们彼此了解的宗旨，乔迪·科布喜欢拍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世界和故事，不论是日本的艺妓还是沙特的妇女。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拍摄展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共通之处：相同的需要，相同的喜、怒、哀、乐，希望与恐惧。走的地方越多，她越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相通。是的，此即是彼，彼即是此。他们和我们共同繁衍生息，维系创造着伟大的人类，和花、鸟、鱼、兽构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寻一些光亮，让世人彼此认识，这是一种快乐。
“供水已经停止，邮路和长途电话也被切断，国内的罢工正在持续，市长已提出辞职……我们的新闻采访进展顺利。”这是嗜酒且总是一支接一支吸烟、42岁就离开人世的摄影师温·帕克斯从罗马发回总部的一段消息。可能所有的摄影师发回的消息都大同小异。也许这就是他们可以用文字表现出的生活与工作：新奇与危险、快乐与悲伤、平凡与使命共存。
罗伯特·金凯的故事将悄悄淡去，廊桥的遗梦也将渐渐远离。也许，能留在人们心里的只是比尔·阿拉德的那句话：在这里，真正的浪漫，是工作。
（赵小东摘自《中国摄影》
1995年第10期） *~1@177
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往往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对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来说，这个惯例显然并不存在。有一次谈到自己的著作时，这位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含蓄地说：“如同许多慈祥的父母一样，我也有我所偏爱的孩子，他就叫《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偏爱”他的这部小说，的确有他充分的理由：不只是由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更在于他在写这部小说时溶进了他的血肉——他少年时代的苦难经历，还有他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感情经历。这几位女性都被作为主人翁的原型写进了作品。写作时，狄更斯又一次重温了10年前的这些感情生活，既有快乐和狂喜，也有烦恼和痛苦。
初恋惆怅
说到狄更斯最早的爱情，一些传记都提到他童年时的一位“小情人”。那是1821年他随父母迁居伦敦之后的事。当时，他的家居住在大伦敦东南查塔姆的一个叫奥特南斯·特拉斯的地方。住在他隔壁的一个小孩子乔治·斯特朗希尔是经常与他一起玩耍的伙伴。乔治有一个妹妹叫露西·斯特朗希尔，根据狄更斯后来在作品中的描绘猜测，她大概是一个桃色脸蛋、头发卷曲而光洁的小美人。狄更斯整天跟着她，与她形影不离，还参加过一次她的生日晚会，他非常喜欢她。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写到大卫爱上爱弥丽的时候狄更斯曾经说到，他这种童年时代的爱，比后来进入他生活中的最美好的爱，都要纯洁、无私。不过这一段情感毕竟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爱情。狄更斯真正的初恋要在差不多10年以后。
狄更斯的童年非常凄苦。那时，因为父亲负债入狱，全家被迫迁往狱中同住，狄更斯也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随后他就去了鞋油厂做学徒。他只上过几年学，16岁就进了法律事务所做缮写员，后来又去一家报社担任采访记者。他第一次爱情就发生在他开始记者生涯不久。
玛丽亚·比德内尔是伦敦伦巴德大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她身材娇小，容貌秀美，但却非常轻浮。她喜欢对男人卖弄风情，喜欢有男人恭维她、追求她。她常常就在这种男人的包围中得到乐趣、获得狂喜。
狄更斯是经他的朋友介绍认识玛丽亚的。见狄更斯是一位相貌堂堂、风度优雅的年轻人，玛丽亚很乐意、也很喜欢跟他调情，她为此感到骄傲。可是从狄更斯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来看，玛丽亚又并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合格的求婚者，她的父母亲也这样认为。她完全把爱情当成了游戏。可狄更斯却是全身心地沉湎于对她的爱中了。当她穿着一身紫红色的衣服坐在竖琴跟前弹奏时，狄更斯就感到自己犹如一只被逮住的蝴蝶，被紧紧地别在她的衣裙上逃脱不得，根本无法看清她的感情游戏。玛丽亚在狄更斯的眼里，就像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描写的朵拉，她简直就是一位天仙，而不是一个人间的普通女子。狄更斯给玛丽亚送去手套等小礼品，又给她写信，还为她写了诗。玛丽亚曾出国去过巴黎几个月，她回来后，狄更斯发现自己已不受欢迎了。
痛失玛丽
记者的工作有助于狄更斯深入、细致地了解现实生活，这使他写出了一系列的随笔；在投身于《晨报》之后，他已经开始创作连载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了。他的才华得到原来《晨报》里的一位同事、后来改任《晚报》首席编辑的乔治·霍格思的赏识，后来狄更斯就成了他家的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
乔治·霍格思有好几个女儿：凯瑟琳已经20多岁了，玛丽16岁，乔治娜还很小。霍格思全家都很器重狄更斯。狄更斯在这个家庭里也感到非常愉快，觉得又找到了以前与玛丽亚在一起时曾经有过的快乐。于是很快，他似乎已经爱上了已达结婚年龄的凯瑟琳，并在不久后与她结了婚。结婚以后狄更斯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实际上并不是凯瑟琳，而是玛丽。
玛丽·霍格思在狄更斯与她姐姐结婚那年还是一个16岁的少女。当时她做她姐姐的伴娘，并按照当地的习俗，陪伴新婚夫妇去度蜜月。狄更斯与凯瑟琳在外地过了一个星期回来后，玛丽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