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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动的，只有双脚。我学会在需要止痛药时就蹬一蹬脚。然而我很清醒，乐观，一点也不害怕。“灼伤的地方好了，那就一切都没问题，”我想，“最坏也不过是以后不能穿裙子或游泳衣吧。”
每次医务人员给我换纱布，我便痛得整个脑袋都快要爆了。一直到5个星期后我能张嘴时，只能靠手上吊着的葡萄糖和盐水针活命。
一个半月后的一天，我半睡半醒时，听见姐姐轻声说：“她的眼睛好多了，但她照过镜子，恐怕又会希望永远不再睁开眼睛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我真正损容程度的暗示。当晚，我临睡饮泣，不能自制。
“要是我，一定去死”
医生割去我脸上、颈上和右腿上的死肉，从左腿上割下一层层皮，移植上去。
此后做过6次类似的手术，情况没有多大好转，父母为了付我那笔6万元医疗费，已经债台高筑。他们带了我出院，让我在姐姐家休养，然后再转到台北一家较好的医院。
在姐姐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找镜子，不料他们早已将所有的镜子和能照人的东西全收藏起来了，连金属的羹匙都换了塑胶的。于是有一晚我偷偷溜到楼下房客的浴室。
映在眼帘的简直不堪入目，可怕得几乎使我将头撞在镜上：前半个脑袋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小撮头发在脑袋后面；脸部缠着纱布，还渗着斑斑的血渍。我冲到街上，想找一把刀将纱布割开，看看自己的真面目。才走出门口第一步，就遇到一个小男孩，指着我大叫：“鬼啊！有鬼啊！”我连忙窜回家，心跳得很厉害。
一星期之后，爸爸妈妈带着向亲友借来的两万块钱，送我到台大医院做整形手术。此时，伤口还没痊愈，随时都可能引起并发症。医生暂时只能给我打针，希望伤口愈合时不会太凸起。我右眼旁的肌肉收缩了，所以要从脖子割两小块皮肤，移植为新的眼皮。手术后一星期，纱布揭开的时候，我向护士要了一面镜子。我的脸简直怪异，象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尽是坑坑疤疤的伤痕。用指甲刮一下，不痛，用劲挖一下，稍有感觉。真正的痛，痛在心里。我活下去干什么？我爬上病床哭得死去活来。
主治医生安慰我：“等伤都治好时，我们会给你介绍个好的整形医生。”
我把被拉下，把头探出来：“那要花多少钱？”
“很难说，”他说，“差不多20万元左右”
我哪来这么多钱？家里已负债了。我又哭起来，越哭越伤心。
日子在沉默与绝望中消失，此刻我已了无生趣。我用睡不着的藉口骗取一粒粒的镇静剂，只想积少成多，然后一古脑儿吞下去。有天妈在我旁边一头栽在地上。医生们说她心力交瘁，营养不良。我又知道爸爸给我捐血太多，渐渐不支了。我请求他们回家，决定自己照顾自己，生存下去。
1976年4月，我出院了。医生对我说：“等整形后，还会更好的，只要你有信心。”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一位员工送了一本《圣经》给我，要我信从上帝的安排。“神的旨意不能避免，”他说，“只有全心全意地去达成。”
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吗？太残忍了。我只是个20岁的女孩子啊！戴着一顶阔边帽子、一副大墨镜和一个纱布面罩，回到了家。
“你心中的信仰”
回到家里，我一直不敢出门见人，父母也怕让别人看见我。家里有客访，我便赶紧躲起来。邻人都在说闲话，绘影绘声地说我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毁容是报应。妈痛苦极了。爸爸建议我到山上的姑姑家小住，那里人烟少，可与山胞为伴。我不肯，我不甘心做个影子，一辈子见不到阳光。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爸爸。我说要回到台北，赚够钱去整形，在太阳下找个容身之所。
我走的那天，爸爸很难过的望着我。“晓亚，你太倔强了。”他说，“如果熬不下去，就回来吧。”
我望着他，露出艰涩的笑容。
我在台北好不容易租到一个房间，三个月后，房东太太因为我没付房租，要将我撵走，我只好出去找工作。
一个女人看见我，“哇”的一声惨叫。当我跨上计程车时，司机惊吓地说：“小姐，另坐一辆吧！”我跑回寓所时，一群小孩子吓得直喊：“鬼来了！”顿时我才发现，我忘了戴头巾和墨镜。
那天晚上，我买了一根绳和安眠药。在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将墙上的十字架和圣像用力摔在地上，装圣像的玻璃盒破碎一地，但盒里的圣像安然无恙，在柔柔的月光下，它以无限的慈悲向我招手。一个启示闪进脑海里：“基督宽恕了辱骂、诅咒他的人，为什么我却没有勇气生存下去？”
第二天房东太太将我撵出去。坐在公园里，我玩弄着我一直佩戴的金项链那是我还是婴孩时妈给我的。那天我当了它换得2500元。
不久，我找到一份在教会主办的儿童院当校役的临时工作。看着修女们照顾生病和受伤的儿童有的烧伤得和我一般严重我深受感动。修女们忘我的热诚，使我懂得怎样才是坚强，于是我决定再尝试投入社会。
1976年秋，我在一家咖啡店找到洗碗的工作。第一月后，老板可怜我，给我4000元薪金，“那妖妇一定在老板身上施了邪术！”一个同事埋怨道。但我已经学会对别人的侮辱逆来顺受。听说马偕医院整形手术的水准很高，我决定去那里做手术。
在马偕医院，手术将我大腿的皮肤移植到脸上。虽然院方已经减收一半以上的费用，但仍要付1。5万元，于是我又身无一文了。为了使新植的皮肤能长得好，身体象只龙吓倒弓着。我两肩扎着两个两公斤的沙包；一个重重的枕头绑在背部，使它屈曲。
除下纱布了。但医生告诉我，要我戴一个治疗用的面罩，盖着面和头，最少要戴半年。面罩戴起来很不舒服。我很颓丧，简直不想下床。
有一天，护士说服我坐轮椅去医院的花园里，我把轮椅停在电梯门口。电梯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少妇牵着个小男孩。她一见我，“哇”的一声抱起男孩就往楼下奔。这突来的举动引起很多人围看，我只想赶快逃回病房躲起来，情急之下整个轮椅却翻倒了。我忍着刺骨的痛爬回病房。
“沈晓亚，我是林医生，来看你。”
“给我滚！”我大嚷，“我不要任何人看我。”我疯狂地要除下面罩。
后来社会服务部的郑小姐来看我。“我已经问过林医生详情，”她告诉我，“就是为了这个面罩，你拒绝所有关心你的人，更拒绝你自己的信心。”
“拒绝的我信心？”
“你是一个不肯向环境低头的人。我记得头次见面时，你说为了不愿生活在阳光的夹缝里而要奋斗。难道你现在就为这面罩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吗？”她表情严肃，“想想看，爸爸为你不辞劳苦，想想看，你为了这次手术所付出的代价，还有林医生帮你开了一天的刀。难道你想前功尽弃吗？”
她走后，我静静地想着她的每一句话。我已失去外在的美丽，但毕竟还活着，一定还有希望，有快乐，能鼓起勇气去接受事实的考验。
爸爸来接我出院。
“回家吧，”爸爸说，“让爸妈来照顾你。”
“不，”我说，“我要自己照顾自己。”
林医生伸手向我道贺。“保重吧，”他说，“美德比容貌更加重要。耐心的照顾，慢慢就会恢复得更好的。”
我心里默默地说着：“半年后，我们再见面。我一定会回来做第二次手术的。”
“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留在台北，继续洗盘子、送报，拿些零活回家里做。有时也动笔写些稿，可是一封封的退稿使我失去提笔的信心。在工作上，仍会遇到一些取笑我的人，有故意的，也有无心的，我只有尽量忍耐，不断的鼓励自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第二次整形手术上。我省吃俭用，积下了我需要的1万元。
入医院的前一天，我在楼梯上见邻居张美夏在痛苦呻吟。“小姐，我能帮忙吗？”我叫道，意忘记了自己。那次意外后我因为自惭形秽，从未主动接触过任何人。
“我胃痛。”她吃力地说。我招呼计程车送她去一家私人诊所。经过治疗就好了。
张美夏再三感谢我。“我注意你很久，”她说，“非常佩服你，只是没机会认识你。”
我觉得惊奇。
“不要怀疑我的诚意，”她说，“你永远是你，在我眼中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自从意外之后，我才第一次对别人有用一个陌生人在我身上发现了可取之处。
第二天，正当我准备进院时，张美夏来敲门。她又痛得很厉害。我把她送到医院，经过诊断，医生说须做紧急盲肠手术。我一直伴在她身旁，直至把她送进手术房，才记起今天自己也要去办理住院手续。很奇怪，我经历到一种罕有的平静我不再担心手术会不会创造奇迹。我有了生存的目的我还可以帮助他人！
我住院四星期，林医生把我大腿上较厚的皮肤，移植到脸上上次移植得不太成功的地方。我脸上的皮现在好看多了，不堪入目的疤痕大都消失了。然而直至半年后做第三次手术，我还要戴一个小面罩。
经过多次手术，我的容貌好看多了。最重要的，就是我已经可以接受自己。我曾经从一个拥有一切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使人惊愕甚至耻笑的对象。今天我已敢抬头挺胸走在人群里。现在我是个成衣厂的产品管理员，同事都称赞我，鼓励我。
但我仍时时感觉到生活缺少了些什么。那是一份内心的空虚。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怎样才可以使它有意义呢？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发现励友中心“为您服务专线”。于是我拨通了电话。
“我是个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