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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1）
为了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
希望重视文艺的多方面的功能，使文艺生活丰富多彩，祥和大度，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文化需求，使人民高兴、提高、进步，而不是气急败坏，一花独放，到处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搞得人民群众敬而远之或者厌而弃之。
党的“十四大”前后，加速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春潮，汹涌澎湃。
这样一个形势，对于文艺事业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号召，文艺要活跃起来。国运兴，文运兴：半个多世纪以来，近百年来，我们的文艺家一直是与祖国、人民共命运的。
文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力的表现。文艺是一个民族的敏感的神经，是最富于创造力、想像力、探索精神、才华智慧和内在激情的文化载体，是最容不得思维定式、唯书唯上的。文艺的活跃是人们思想活跃、精神解放、创造性积极性得到发挥的表现；而文艺的沉闷、肃杀、单调、浅薄是民族的生机遭到扼杀、民族精神贫困、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的症候之一种。文艺家是知识分子中极敏感、极受各方关注的一部分。做好文艺工作，做好文艺家的工作，它不仅关系到文艺本身，它也是民族的精神活力、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状况的一个标志。文艺工作者的处境和情绪，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处境和情绪的一个最明显、最外露的显示刻度计。建国以来，政治清明、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得比较正常的时期，文艺生活也都比较活跃。反之，林彪、江青一类的野心家，为了实现他们的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无不一掌权就先丧心病狂地迫害文艺事业与广大文艺工作者，搞得万马齐喑、霸王别姬、百花凋零、天怒人怨。而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文艺事业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只有贪天之功以为己有的自大躁狂症患者才会编造自从自己主持某个部门工作以来才进入了最佳时期的谎话与神话。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上庄严宣布：“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江泽民同志的政治报告又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多么重要啊！这个关键可是生死存亡的关键啊！我们只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行文艺建设，不能够明明喑暗地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什么“破字当头”。不能够打着各样旗号回到八届十中全会所讲的“基本路线——即以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的提法、口号上去，更不能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口号——如揪“走资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上去。回到“文革”去会是什么后果，我们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又是“十四大”的黄钟大吕之音。巴金最近撰文说：“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得到鼓励、尊重和保护。”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偏偏有些同志不制造紧张空气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依据，就实现不了“自我”，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紧张：是猛省的时候了。
马克思主义是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而不是靠吓人、靠自封吃饭的。所以我们希望能有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生动活泼、新鲜创造、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文风的文艺评论，而不是陈陈相因、摘引武断：披大旗做虎皮，名为“捍卫”，实为败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棍帽齐飞的讹诈恫吓。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2）
要正确地区分与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不要如此吃力地发明一些似是而非的拗口概念——如“虽然自己没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影响的人”——以达到更多地打击旁人的目的。为什么那么害怕团结一个人，那么害怕浩浩荡荡，那么热衷于小圈子，热衷于到处搞分化瓦解，不但搞到下头，而且搞到上头、搞到中央那里去呢！
希望重视文艺的多方面的功能，使文艺生活丰富多彩、祥和大度，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文化需求，使人民高兴、提高、进步，而不是气急败坏、一花独放，到处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搞得人民群众敬而远之或者厌而弃之。
阵地要建设在人心里，脱离了读者又脱离了作者的阵地，只能是形式主义的自欺欺人或者是自说自话的圈内自我循环。
希望搞大团结，而不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自立门户、“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团结。中国这么大，搞文艺的人不搞五湖四海而搞一手遮天，不但可恶，而且可笑可怜可叹，诈唬了半天，一出小小的独幕闹剧而已。
要珍惜付出了不知多少代价，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无事生非，不要给党中央添乱，不要因为一己的骄横无能与失策失利而动不动火烧屁股连连告急求救，不要事事要求中央为己所用有求必应；不要一旦未“应”便牢骚泛滥怨党尤民。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即使帮不上忙使不上劲至少也不要频频干扰妨碍，更不要公然去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去学着文化大革命的腔调批“唯生产力论”！
经过“十四大”，人们对于加速现代化建设、加速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希望那些一心要求中央与他保持一致的人再不要散布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孤立无援、乃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转入地下的胡说八道，再不要动不动以自己将要吊到电线杆子上来威胁讹诈哭丧吓人吓己败坏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了。
希望超越姓社姓资的片面的、过分的、抽象的争论，焕发文艺生机，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生产力，立足于提高和丰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文化生活，立足于增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的精神活力，提高精神素质；立足于稳定、改革、发展。
更希望那些前一段一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导旁人的直至中央的向为己任的亲爱的同志认真学习并和大家一起学习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转变观念，不要再讳言改革开放与“左”的危害，不要再讳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要再讳言团结、稳定、繁荣，不要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尤其是此次“十四大”的文件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了。
在改革开放的新势头中，文艺工作者必将作出自己的新贡献，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992年10月27日在当代文学研究会上的发言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3）
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
一些年前，我与一些男女作家一起出国访问。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的男女作家的脸上都现出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似乎我们在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女权问题或者女权问题是一些低层次的不值得我们的优秀女作家去关心的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承认性别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不要说是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我当时的绝对主观的感觉是，她们不愿意承认这些的心情恰如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妇联的工作干部。当然不会有哪一个才高九斗的正在看好的强力型女作家愿意调到妇联去搞婆婆妈妈的那一套“妇女工作”。她们爱搭不理，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外国女性的提问。
于是我插嘴说：“我们的女作家很多，又都很棒，比男作家还要棒。她们是作家而且是极好的作家，她们领风骚于整个文学界而不限于文学女界；她们不是也不甘心仅仅是女作家哪怕是极好的女作家。”
于是我看到了提问者的困惑与失望的表情。那糊涂劲儿与我们方才的样儿并无二致。也许我的话根本翻译不过去。许多民族的语言一切名词都要区别阴性和阳性，或者是男作家，或者是女作家，或者是复合的男女作家们，而我们的语言培养的是不分性别属性的对于作家、人、学生、服务员、发言人直到动物的中性属性的认可，中性才是本体本质，而男作家女作家、男服务员女服务员……中的性别称谓，只不过是修饰性的定语。比如发言人的特性、价值与引人注目之处全在于他是发言人而与他们的性别无关。英语里要区分男发言人（spokeman）女发言人（spokewoman）对于我们炎黄子孙来说无异于自找麻烦。
我还在回答一个向我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过：“在我们国家，女作家的风格可能一般比较细腻一些，此外，不论在取材还是主题或使命感方面，女作家与男作家并无区别。”是的，我们男女作家一起写“四人帮”的肆虐，写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公社的悲喜剧，写官僚主义的麻烦……同悲喜而共哀乐。至于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成功，童养媳没有了，买卖婚姻没有了，“姊姊妹妹站起来”（这是20世纪50年代一部反映取缔妓院的大型记录片的题名）了，妇女有了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与就业权利了，女政治局委员、女司机、女飞行员、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