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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踪影了。
◎带着难言的委屈探寻文明故地
这种难言的委屈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合适的年代有一群他们的后代，去寻找一下曾经和祖先一起跑过的那些文明的遗迹。我们可以去想一想，那些文明曾经失落在哪一个山头，它们失踪的理由何在，这个失踪的理由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不是也存在过，那么中华文明是怎样回避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断绝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人这么走一圈，走一个地方还不足以概括我们中华文明的存在状态，一定要把所有的文明整体上扫描一遍后，才能了解到我们中华文明作了怎样的文化选择，因而避开了那么多的麻烦。这样对中华文明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仅仅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了解祖先的老邻居们，由此了解世界的文明史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文明发展过的地方，曾经特别繁荣过的地方，现在却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方。这个规律何在？这个规律里一定埋藏着一个让我们很难过的答案，就是文明一旦衰落，可能比不曾有过文明还要糟糕。那么这个文明所造成的后果，为什么会这样？这一连串问题，让我们进入了思考，所以我们就出发了。
出发后我们遇到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情景，那是我们预先没有想到的。第一，我们过去走的路线，往往是坐飞机去某个首都，那都是一些重要的现代城市。按照我的说法，就是一个现代文化的神经网络。但问题是，现代文化的神经网络和古代文化的神经网络是两个网络，有的地方有交错、有重叠，但整体上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选择一个特殊的交通工具。当然不能坐飞机去，那样的话，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现代的经络系统，它不能说明古代文明的逻辑构架。比如我们到伊朗去，如果坐飞机去，首先到德黑兰，第二步到大城市伊斯法罕。我们知道伊斯兰文明的重镇是这两个，但是，我们要寻找古波斯文明，重点就不在这两个地方。波斯文明在它们的南面。那一带，需要开吉普车，在非常艰难的道路上，去寻找那些废墟，寻找那些连它们的导游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寻找那些它们的新闻官努力要阻止你们去看去走的地方。我们终于发现，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现代文明其实只是一些“点”，而在这个点之外的很多面呢，现代文明其实没有笼罩它们。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国际政治中看到像模像样的国家，相当的一部分，政府的实际控制的范围很小，这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欧洲、美国，包括这里的中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从西亚到中亚到南亚这么一路过来，有很多国家政府控制的范围不大。这样我们就要经过大量的反政府武装势力控制的地区，经过大量的贩毒集团控制的地区，要经过大量的当地的庄园主或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进入土匪控制的地区。我们的车队很多时候是在那些地区走。好几次，中国大使馆的人劝我们：“那绝对不能去。”还有一些媒体的朋友说：“我们到这儿十几年了，从来不敢到那些地方。”他们拿出资料给我们看，说：“两个月内，六批外国人被绑架，你们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七批？”我记得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恐怖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都不相信。一个记者拿出新闻稿子给我们看，“你看五天前，你们马上要去的地方就发生了贩毒集团和三十九个警察战斗了两个小时的战报，三十五个警察死了，四个活了下来。”当时我们虽然有两名警察保护，但是三十五个警察都死了，那有什么用处？这的确非常恐怖。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工作包含了生命历险
◎文化工作包含了生命历险
我刚才说的这两种不便，一个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经络系统的不同，使我们不得不离开现代的交通程序，进入只能凭借车轮滚动的状态；第二个不便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实际控制能力和范围都非常小，为进入古代文明的经络，我们不得不进入很多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段。所以这样的一次千禧之旅的文化考察，实际上是一次文化历险。
中国的学者，如果说和西方学者有什么重大差异的话，就是在生存方式上，西方学者愿意把那么多力量放在田野考察上，拿着相机、笔记本，在外面行走；而我们中国学者，比较习惯于足不出户，在书斋里用功。这个区别就比较大了。我们在千禧之旅的行走过程中，就想到，我们古人“行万里路”的告诫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个时候的行万里路比我们现在的行万里路艰难得多。
所以作为一个教师，我希望年轻的学生，如果你“不幸”选择了文化工作的话，那么就要下决心，因为这里面包含着生命的历险，而不是仅仅找一个图书馆里的安静工作。图书馆工作型的学者永远是需要的，但是在任何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一定是有很多人走在路上的。如果抬起头来仰望唐代文化，可以发现当时是最多文人在路上走的时代。当时有那么多边塞诗人，包括我们经常讲到的李白、杜甫和玄奘和尚，都走在路上，而书斋里的文人并不太多。我们这次考察，对于要去的地方事先并不陌生，从小就从书本上反复读到，但一到实地总是大吃一惊，可见亲身抵达文化现场获得全息信号是多么重要，几乎可以颠覆文本。
关于文化内容上的思考，就更复杂了。我们这次一路走过来，几乎经过了文明的所有发源地，但是除了希腊让我们还比较满意外，后面愈来愈不满意，是整体的不满意，而且是每况愈下。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讨论这么一个问题，讲到埃及卢克索（Luxor）的太阳神庙里那伟大无比的石柱阵。那些石柱，就是我们十二个人拉起手来也围不住一个，每一个石柱都高举入天，上面刻满了古代的象形文字。这些石柱让所有人感到震撼。我问当地的一个学者，他说，这些石柱已经不是建筑意义上的石柱，事实上，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的石柱，从泥土中起来，慢慢地慢慢地询问上天，所有的问题都刻在石柱上。所以这一个个指向蓝天的石柱，带着人类的许许多多的疑问，试图和上帝沟通。我看了很震撼。所有的游客也都抬起头来仰望石柱。但是，只要离开石柱就看不到这一切了。埃及现在很普通的建筑，都没有完成，再简单的房子他们也不愿意造好裸露着一根根水泥柱，有了一层楼，他们就住在一层楼里，二楼没造，但水泥柱一根根地往上升。问他们为什么不造好，他们说，不急嘛，没造好住进去，才叫新房子啊。但问题是，这样耽搁已经十年了。五千年前，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代表人类精神的石柱高插云天，但是，五千年后，连一个最简陋的水泥柱，几十年都没法造完。这个文明失落得让我们痛心。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一路上不断想的问题。
文明一定是孤独的。在早期的时候，正因为周围都是野蛮，它才成为辉煌的文明。也正因为它是孤独的，它会受到野蛮的包围，也一定会吸引野蛮来征服它。这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任何野蛮人对文明的征服也一定是先从扫荡它们的文明层面开始。结果这些地方比野蛮的地方还要荒凉，文明的故地就成了亡国奴的所在地。这种逻辑在历史上不断地重复。有时候，文明的故地也会出现一两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们为了自卫或报复，就成了远征军的司令。结果整个文明故地就成了跨国远征，那是非常可怕的。文明就进入了这样的悖论，它最后的结局永远是悲剧。
我在一篇日记里提到，我非常感谢我们国外的旅程终结在尼泊尔。尼泊尔就像一座桥，我们要走回中国只能通过它。我们原先并没有把尼泊尔当做一个重要的点，但是进入它的时候，全车的人都傻了，一时间车厢内变得非常安静。我们痴痴地看着车窗外正常的生活，痴痴地看着窗外的绿色。如果说在希腊我们还能看到蓝色的话（希腊绿色也不太多，尽管在岛上有些橄榄树），后来的旅程中绿色愈来愈少，一直到尼泊尔，我们才重新看到绿色，看到正常的生活。所以走到这里，就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疑问：我们不是在考察文明故地吗，为什么到了文明程度不高的地方反而产生了惊喜？我们惊讶的对象，喜玛拉雅山南麓也好，原始森林也好，一定比我们人类更早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于是得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人类折腾了几千年，他最喜欢的东西，居然不是自己创造的，比如喜玛拉雅山不是自己创造的，比如原始森林也不是自己创造的。我们无法改变人类文明走过的道路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对人类的文明状况作一些思考呢？我们不是在跨越世纪吗？我们不断地膨胀，不断地拥塞，结果是战乱，然后是毁灭，毁灭的情景是如此的惨痛，而没有毁灭的虽然欣欣向荣，但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人口的爆炸、资讯的泛滥、科技的发达和失控，各种各样的命题重新出现。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存空间的日益狭小，于是大家就逃，逃到类似尼泊尔的地方去。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思索中华文明的本质（1）
◎“文明”比“自然”更野蛮
当时在尼泊尔的雪山底下，我就想：最初人类要文明，是为了摆脱自然环境的野蛮。多少年下来，人们终于发现，更野蛮的好像是文明本身，而不是自然。这样以至于几千年过去之后，当我们重新抬起头来打量自然的时候，我们会想，虽然几千年前想对它的摆脱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回来了。于是我们终于想起中国先秦诸子，比如孔子会说：“我本来就叫你们要有节制地享受，而不能过度。”老庄更会说：“如果自然和文明放在我眼前，我宁可要自然，不要文明。”这是老庄哲学一个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