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峡危鲜γ侵朗奔湮薅啵苁窍袂蓝嵴浔σ谎涯且坏愕闵峡问奔淝涝谑掷铮料改ァＤ切├鲜Χ际鞘芄叩冉逃模谖业募且渲幸桓龈龇缍确欠玻谓驳煤眉恕＞驮诶投募蟹熘校厦θ辏颐堑淖魑男醋髂芰σ芽纱锏搅鞒┪薨⒓负醪环赣锓ù砦蟮牡夭剑Ц茫诼飞献咦抛咦乓欢紫律砝淳涂捎胪б黄鹪诘厣嫌眯∈踊鲆坏乐募负窝烟猓吵橙氯碌刂っ髌鹄础！ �
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复姓端木，听说是著名右派储安平先生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时她当然已不能做校长，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她忙忙碌碌的身影。直到前些年才在报刊上知道，储安平先生被评上右派后失踪，去向至今是个谜。这么说来，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身影，隐藏着多少难以言表的悲怆啊，但我们完全不知道，连一丝安慰的目光都没有给老师。老师，那些年每次给我们讲完课，您都在想方设法寻觅你亲爱的夫君吧？每天深夜，面对我们作业本的，经常会是一双蒙眬泪眼吧？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2）
接替端木老师担任校长的也是一位女士，一身土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有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余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社论为主，英文以口号为主，而通过“课余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ialEngli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今年几次校庆，我每次都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关心政治而著名，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会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目的是为了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这位数学老师从数学逻辑上怎么也解释不通，为什么处处一小撮加在一起还只算一小撮？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式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我一共举了五个省市。”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边、站在楼梯拐弯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过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八法全书》的编著之一，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来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3）
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飘渺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拉住他请教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羡孔，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
老人们的情况，最应该多问又最不便多问。没见到几位当年最熟悉的老师，暗自忐忑，却只敢在热烈的场面留半个心眼悄悄搜寻着。多搜寻到一个，多一份惊喜。我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已于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赶到校庆会场来找我，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她说，穆尼老师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移赠给我。我和同学们一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近似图书馆的庞大蕴藏。穆尼老师终身贫寒，全是为了购置这些书；他的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局促在难于转身的狭隘空间里，全是为了堆放这些书。他藏书的唯一功用，是使某间教室里的语文课，内涵更加深厚；而当他无法再用这些书籍备课的时候，也就不犹豫地决定把它们全都交给某个他认为成绩较好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真的去接受这份无价的馈赠，何况我现在连自己的藏书也已经完全无法对付，但面对穆尼老师的女儿我还是不能不心情沉重：毕业那么多年，我去拜访老师也就一两次罢了，而老师的遗书却突然使这架人情的天平严重失衡。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编者按：作者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杂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像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于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众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些顽皮的学生，他们居然立即安静了，没有让我的老师难堪，因此也为我挣了脸。我太知道他们，高个儿高嗓门，大大咧咧，自我感觉良好，但基本上还是识大体、通情达理的，只需轻轻一声断喝，便能领悟学生的本分。谢谢你们，我的学生。
1995年11月写于上海培进中学、晋元中学校庆归来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创作的财富（1）
莫言卷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一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