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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2节 姜文的真相
《愤怒的公牛》海报
在长篇小说《飘》中，玛格丽特•；密切尔借男主人公白瑞德之口说：坏家伙总能看到比别人更多的内幕。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道出了生活的一种普遍真相。在采访姜文时，我想起了这句话，觉得姜文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个十足的“坏家伙”。 在中国影坛，姜文无疑是一个异类。他是个从不迎合舆论的人，即使面对多么友善的采访，他都可能对你不客气。他在上海宣传《寻枪》，面对记者们的陈词滥调，他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现出“冷酷到底”的漠然与不屑，从而再次惹怒了记者。人家争先恐后地来给你捧场，你却用冷屁股对人家的热脸，说姜文有些“混蛋”，可能很多人都会赞同，但我用这个字眼却绝不是贬义。我以为，我们从不缺少盲从和温文尔雅，恰恰缺少的是姜文这种“坏家伙”的“混”劲。“坏家伙”总能比一般人看到更多的真相，这是因为他比我们活得更真实、更率性，不装蒜、不虚伪、不遮掩，不是当婊子又立牌坊。你恭维他、讨好他，即使是出于真心他也可能不买账。因为整个说来，他是个非常自我的人，他拒绝恭维。我想那是他不愿在温情的蜜语中迷失，因为人非圣贤，在恭维中会找不到北的。他很清楚。 姜文的聪明人所共知，他不是大智慧，也不屑于装做具有大智慧的样子。他的聪明是对某种事物执著琢磨之后的清楚与明白，这方面的表现有时就像他扮演的角色一样，带有农民式的狡猾甚至粗鄙。在参观“靖国神社”风波中，面对一些用心不良的质问，姜文的回答是：“杨子荣也上过威虎山，但上过威虎山的不一定都是土匪……” 姜文非常欣赏《愤怒的公牛》的导演马丁•；西科塞斯，欣赏《低俗小说》的导演昆汀，他们的叛逆和弥漫在影片中的“混”劲让他颇有共鸣。他自己也承认，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也挺混蛋的。他喜欢青年导演贾樟柯的电影，他说：“真他妈棒！那里也有股混性。”《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这种“混”劲，实际就是绝不装傻充愣、世故圆滑，是“动物凶猛”和青春无敌。 姜文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在他的角色塑造中，“一根筋”似乎是人物特有的印记，从《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到《鬼子来了》以及《寻枪》，这些平凡人物身上都被他赋予了一种“浑不吝”和“一根筋”的轴劲。这种轴劲实际也是民间所说的“浑”，他把这种“浑”升华成一种亲切的血性。他和角色之间浑然天成的血肉联系，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他总是可以非常自然地把人物中的焦躁不安、惊慌失措、患得患失逼真地表现成自己。事实上，他角色中的轴劲、匪气、霸气、粗口、拧巴、四六不顺就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奇怪的是，他的这些“恶习”贯穿到多么儒雅的人物身上都显得贴切可信，比如《北京人在纽约》中从音乐人到商人的王启明等。这就是姜文的天才把握，他总能把角色的“恶习”巧妙地转化成人性的魅力。因为从本质说来，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恶习”，只是姜文把它极其人性地展示出来了。 在崇尚“难得糊涂”、“得过且过”的“朴素”民风里，姜文的这种“一根筋”和“浑不吝”必然成为难以合作的对象，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做人有问题”，因此屡屡出现他与人合作不欢而散的事情。我采访过姜文，对他的不合作也有直面的领教。抛开个人情感好恶，我非常钦佩姜文的“混”与“浑”后的透明和真诚。我相信与姜文合作不能是同一层面的天才，如果是就必须要有敢于把天才的尊容贴到地上的勇气和足够天才大度的容忍。 与年轻导演陆川的成功合作，应该是具有最合适的契合点。年轻的无畏和求进，与姜文对新人的期盼和对旧秩序的反叛，这真是天作之合。姜文坦言：“我愿意有更新的一拨人赶紧出来，把局搅乱，这桌牌早就该重洗了！新人出的太慢了！”这就是姜文的“混”劲，他看到更多真相，他不只是说更是在行动，且清醒而有力量。
第二部分第23节 无法表演别人
《我的兄弟姐妹》海报
看《我的兄弟姐妹》，我是奔着崔健去的，他的演技在意料之中。父亲、丈夫、小学音乐教师的多重角色身份，体现在他身上就是貌离神合。事实上他基本不是在表演，就像他一贯的姿态，不管角色是什么，他都是在诠释他的沉重以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本色。这部被称为“催泪弹”的电影，因了崔健的出现，而有了厚度和深度，最重要的是有了一种坚韧的力量。 他在最后的课堂上对小学生们说：“只要有音乐在，灵魂就不会寂寞。”谁都听得出，这是崔健自己的宣言。作为电影艺术中的人物，崔健所扮演的父亲并没丰满成有血有肉，或者像通常所说的没能树立起“典型形象”，我以为这不算什么问题，电影的类型本来就是千差万别，包括不少世界级别的大师也喜欢在银幕上玩弄理念和象征。崔健在银幕上出现，本来就该是一个象征、寓言和符号。我想导演也是想通过崔健完成自己的一个仪式，一个对精神之父的致敬与告别。尽管崔健与所扮演的人物有着不小的隔膜，但我仍很感动，甚至当他刚一露面，我的心就开始酸楚。他的脸上满是叛逆之后的苦痛与无奈，那疲惫的肌肉，闪烁的目光，让我们不忍正视，那的确是我们辛劳的、渺小而伟大的父亲的形象。 差不多二十年了，崔健以自己的特立独行给我们平庸的生活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的伟大之处，是总能用一两句歌词概括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现象。他的《一无所有》唱出的何止是一代人的心声，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生活的病症，他说，我们的病症是没有感觉。他把麻木中的我们，传神地用一句问候语来解构“怎么样？”“咳，凑合！”他的尖锐与深刻、他的音乐和歌词带给人的心灵震撼，迄今华语歌坛无人匹敌，他音乐中所喷发的诗歌精神，让无数的所谓诗人汗颜。 崔健是一个大时代的符号，他扮演的父亲是大时代的边缘人，这与他本人有着本质的联系。他也会忍耐，但不会屈服，他的反抗是另类的。没有仇恨、虚伪与冷漠，是我们社会里硕果仅存的音乐斗士。他从不向市场妥协，即使在困难的年月里，也没有退却。当满大街都弥漫着小男人小女人的造作情歌，满舞台充斥着矫揉造作的“假唱”时，他用他嘶哑的喉咙在歌唱，他的音乐激情如同火炬在燃烧，在从容的燃烧中升华自己的音乐理想。 当这篇短文重新在我的这本书中出现时，我不能不再次插入两行文字，为崔健的新行为喝彩。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巡回在大江南北，提倡“真唱运动”，他的真诚尽管并不为所有的人理解，但那力量却如新楼地基的夯声，沉重、持久而坚实。作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行吟诗人”，他所有的声名已经足够，他无须表演，也不会表演，他要做的只是想让周围的空气减少一些污浊，为此他只能身体力行。 有时，我听到有些年轻的娱乐记者一副百思不解又气不忿的神情：“为何要把崔健称为摇滚教父？”他们不知道崔健所达到的高度，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周围充斥着“篷间雀”，他们自然无法看清楚高飞的雄鹰。 从《一无所有》到《无能的力量》到《解决》，崔健一直旁若无人地在进步，他在《无能的力量》中，似乎显示了“无能”，但那“无能”本身就是摧毁腐朽的“力量”，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中的父亲，身份卑微却依然拥有“力量”，即使被现实的横祸夺去生命，他的激情与力量仍在延续。 崔健无法表演别人，他与角色的貌离神合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