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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亩鳎锩嬲嬲婕偌俚目赡芏加校以趺磁卸险獾降资鞘裁匆馑寄兀课宜倒氖虑椋皇俏颐蔷赫�15年来的那些政治对立。原则上说，我如果认同你的质问，先要看别人对我的讲话所作的推论是不是公正。
不提也罢，一提15年来的政治对立，伯尔显然被惹火了。争论也马上升级。言辞中更多地涉及了双方的荣誉。一个星期的来回交锋之后，事态的走势已经非常不妙。这个时候，也许双方都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都开始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后来，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决斗助手。汉密尔顿第一次请了自己的朋友潘德尔顿作为助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潘德尔顿脑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务就是要避免决斗。他依据古老的“决斗法则”，终于劝说汉密尔顿写下了如下声明：对库派的谈话，现在回忆起来，“凡我有关政治原则和对伯尔上校看法的相关言论，无一例涉及他过去的行为或私德”。针对规则，汉密尔顿再一次强调，他和库派的谈话，“完全是政治话题，没有一点涉及伯尔的不名誉行为或者私德”。
历史学家认为，“即便是以挑剔的眼光去看，这样的让步也足以结束这个事件了”。伯尔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间接的道歉。因为这是常识，也是规则：所谓的名誉问题，所谓的绅士名誉纠纷，只和对个人品行的攻击有关，无涉政治等其他大话题。这些公共话题哪怕分歧再大，争论、反对、攻击的言辞再激烈，也和绅士的个人名誉无涉。汉密尔顿完全是循着决斗规则，来划开个人和政治批评的界限的。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他们曾经是老相识，相识大致都要超过30年了。之所以提起15年的这一段，是因为他们在15年前，在美国成立之后，都开始从政，而分歧由此而来。
1789年，汉密尔顿和纽约州的州长科林顿竞选，汉密尔顿失败了。事后，曾经帮助汉密尔顿竞选的伯尔，最终接受了科林顿委任的州司法部长的职位。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裂痕。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是缺少政治原则，去帮了他的对手的忙。两年之后，1791年，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的竞选中，伯尔击败了打算连任的汉密尔顿的岳父，取代了他的位置。而后者是国会中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支持者。伯尔进入国会参议院之后，又反对汉密尔顿提出的财政计划。后来，伯尔反对汉密尔顿成为纽约州的候选人，而到1792年，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800年，托马斯·杰佛逊和伯尔得以入选正副总统，又因两人票数相等，在决定谁是总统、副总统的问题上，形成僵局。按照宪法，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一州一票决定。汉密尔顿看不起杰佛逊，但是更讨厌伯尔。汉密尔顿表示，尽管杰佛逊在政治观点上和他相冲突，却“远不是一个危险的人”，而伯尔则“一无是处，就连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会认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经身败名裂”。他宣称伯尔“不论于私于公，都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因此，不能让伯尔当总统。他积极活动，利用他在众议院联邦党人中的影响，游说众议员投票给杰佛逊。众议院经过几十次投票，终于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伯尔落为副总统。
也许你会问，那么伯尔这个人究竟如何呢？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对待公众事务上，他和华盛顿将军的形象恰成反比。华盛顿将军没有私心，而伯尔是个私心很重的人。汉密尔顿在１５年中，当然是攻击过伯尔的私德。可是，要汉密尔顿就他们１５年的恩怨和对伯尔的攻击作广泛的道歉，又是不可能答应的要求。假如汉密尔顿这样做了，那就是他自己的绅士名誉被终结了。
避免决斗的“荣誉化解”是需要双方退步的。大多数情况，尤其是处在决斗时代的尾声，在成熟的政治家之间，大家都知道，以生命为赌注不是上策。所以，一旦由于一怒之下发生的危机出现，他们大多是双方在主观上寻求保留各自面子的“荣誉化解”。在过去汉密尔顿和门罗的决斗挑战事件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沟通的信件是在相互找台阶、也是相互给台阶的。而假如一方下定决心决斗，另一方就很难解脱，因为强行挣脱的行为，本身是损害自己名誉的。正如汉密尔顿在留下的声明中，坦承自己对伯尔的政治原则、品格和看法，都有过批评，也批评过他作为绅士的私人举止。可是，汉密尔顿也表示，伯尔要求他作一个“不限定范围的、广泛的道歉”，是“超出了他的可能”。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判，伯尔完全失去耐心，1804年6月27日，他对汉密尔顿发出了赴新泽西州某地“约会”的邀请。汉密尔顿要求推迟几天，处理了自己的私人事务。他们双方都各自立下了遗嘱。如他们的助手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双方都是遵守了古老的决斗法则，他们虽然是违反法律，可是他们遵循了维护绅士们荣誉的更高的律令”。
汉密尔顿和伯尔，他们不仅是政坛上的老相识，还是独立战争期间的老战友。1804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独立战争义军的老兵组织，“辛辛那提退伍军人协会”聚餐，他们最后一次坐在同一席就餐。伯尔在那天显得沉默而情绪低落，而汉密尔顿却高亢地唱了一首英国军队的老歌：“战士啊，为什么你的事业就是赴死？”在此前一天，汉密尔顿还举行了家宴，来客中，汉密尔顿邀请了他的政治对手杰佛逊的前私人秘书，还有他已与之决裂的前亚当斯总统的女儿和女婿。
美国独立日的七天之后，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二部分1804年的信号（3）
回顾这个事件，可以看到许多偶然的因素导致了事件的走向。但人们也发现，事情是如此复杂，除了政治观点的“对和错”、政治人格的“优与劣”以外，无可否认，还掺杂着在声明中、在公开场合不会发表的个人私怨。可是，撇开这些之后，这个被称为是“美国早期政治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决斗，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戒心不是凭空而起的。伯尔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参加过独立战争，是一颗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但是，他被包括汉密尔顿的很多人认为有野心而无原则。
这场决斗事后被交付法庭调查，虽然决斗发生在可以合法决斗的新泽西州，虽然并没有发现伯尔有违反决斗规则的行为，因此他没有被法律起诉。可是，那已经是美国决斗文化的末期，一些地方如纽约州已经禁止决斗。也就是说，很多人对这样的“传统”已经感到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作为副总统和参院议长的伯尔回到参院时，议员们看着他，就像在看着一个谋杀犯。他杀死汉密尔顿的名声使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1805年，据说伯尔想在美国西部包括密西西比河谷、墨西哥等地建立一个王国。为此，1807年他被以叛国罪起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审判。最后，由于他没有具体颠覆美国的行动，他的叛国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宣布无罪开释。但是，从此伯尔再也没有回到政界。
这次决斗不仅仅是两个政治家的个人争执导致了悲剧的结果。在这一幕悲剧之下，潜藏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文化。
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可在两百多年之前的建国之初，还是过渡中的精英政治的舞台。我们前面说起过，华盛顿的内阁一开始只有四个部长。联邦的政界人数并不多。最初的选举选出来的，自然主要还是原来各州的绅士们。华盛顿的第一任内阁，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第一代国家的创建者。可是，建国以后，不仅政治格局不一样了，人们对待公职的态度也在变化。对从政有兴趣的人们都看到，联邦政府正在给大家提供一个越来越有前途的政治活动大舞台。
这个大舞台是开放式的，和美国的制宪会议的精英小圈子完全不同。制宪会议之后，一批人离开了政治，如莫利斯这样的经营者。一些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如华盛顿总统等，在众望所归之下，被推上了这样的位置。他们还保留着西方古典政治时期的观念：公职就是奉献，是服务公众。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主要是出于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也有一些人，责任感和政治雄心兼而有之。在他们的周围，从联邦权力结构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即聚集起大批形形色色的、对政治活动有浓厚兴趣的人们。联邦政治权力在展现着它的魅力，古典政治，不论从观念到形式，都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化。
你一定还记得，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曾经是如何真诚地讨厌结党。在联邦以前的、以州为单位的小国政治以及相对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正直的政治家，完全可以避免结党这样的事情。可是，大国的政治活动是开放式的，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几乎在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尖锐的政治分歧就出现了。既然民主政治是大家参与的事情，在对立的政治人物周围，自然聚集起民众。结党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费城会议之后，为了推动宪法的通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曾经一起写了大量文章，表达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是联邦党人。可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之后，反对联邦党人观点的人，就被称为是反联邦党人，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政党。一开始，对于“结党”，仍然是有顾虑的。可是，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作，以及由于观点相同人群的组合，开放式的现代政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自然形成起来。不论人们最初是多么憎恶结党，最后都如孤立的小舟，身不由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