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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的回忆是否准确有待考证，但至少为我们认识当时局势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代表国民党参加谈判的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到马歇尔有一次曾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份有利于共产党的草案：
会议从2月14日开始到2月25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因为周对这一草案所提的内容始终没有提到。其中最关重要的三点，其原文如下：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就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二十个军，包括六十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六十个师中二十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等于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尚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张治中回忆录》，第739页）
刚开始采取这种欲缓解双方对峙措施的马歇尔，尚能一度获得中共的理解与信任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偶有冲突，但军事协调部的工作还是在进行中。
马歇尔抵达重庆十九天后，政府和共产党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六个星期后。他们签订了整编军队的正式条款（在十八个月内从三百个师缩减至六十个师）。但是，没有任何人比特使更能明白，一项高层次的政治意义上的原则性条约，如果不能在低层次的政治方面采取行动，就将毫无意义。他推动落实在北平建立军调部的想法，由它派出政府、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的调查组，负责监督停战的落实。
实地调查组是马歇尔实验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们很快发现，要达到目的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仍在指挥小型冲突，互相封锁，这危及整个计划的实施。3月1日，特使在周恩来将军、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离开重庆福园，飞往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寒冷笼罩的华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十座城镇，在一连串的考察、欢迎仪式和十五次宴会中忙得团团转。（《时代》，1945年3月25日）
前景似乎一片乐观。马歇尔于1946年3月回国休假。他的归来，被《时代》视为英雄的凯旋。于是，马歇尔成了1946年3月25日出版的《时代》的封面人物：
一位大家熟悉的高个子，轻快地走下从中国来的飞机舷梯，满脸风尘仆仆，也洋溢着耀眼的光彩。到这一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前往重庆再返回华盛顿，恰好差不多是三个月。
走向等候着的妻子，他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亲切地吻了两下妻子，再依次与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然后，他匆匆离去。坐上一辆黑色长帕卡德轿车，向白宫汇报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美国人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使命。
他目睹了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备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如今仍处在内战的边沿，他离开时，留下的不是和平，但已停战，仍存有希望。他在这一拯救工作中所付的努力，中国人会——的确是热诚地——感谢他。美国和世界应该感谢马歇尔所从事的相当重要的服务。这是美国的民主力量、原则、威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事件中，第一次被用来作为建设和完善的模式。（《时代》，1945年3月25日）
然而，《时代》的报道也意识到已达成的停战协定，基础是脆弱的。“危机在前”、“挑战在前”，这是《时代》谈及停战前景时使用的小标题。显而易见，卢斯的《时代》仍是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看待马歇尔使命与中国前景的关系。对美国一直充满自信、自傲的卢斯，无疑更为看重美国介入中国事务、影响中国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时代》写道：
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保住中国的胜利。情绪激动的中国民众要求美国的关于中国的政策：一个强大、独立、统一、民主的国家。这一迫切的普遍要求，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妥协，给予蒋介石委员长一个机会来启动政治重建的机器。但中国需要国外帮助——一个伟大朋友的指导、沟通、信心，不应是破坏中国人独立的代价。
三个月来，马歇尔发挥着一个强有力的友人的作用。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在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介绍自己完成的使命——其中只有一个词谈到他个人的作用：
“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寻求全世界值得感激的合作，这一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推动每天的进展以达成协议……他们在成功地……结束敌意……并且目前已决定进行整编军队的事宜，进而重建一支国家军队。他们已同意获得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民主。……”
说到此，马歇尔停顿了，紧张地皱皱眉头，非常慎重地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一定要获得和平——如果这个世界需要和平，就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努力必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赖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如果中国被忽略，或者，如果一个计划是扼杀她目前的渴望，她的努力就将失败……”
“我非常了解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主要兴趣，但我不敢非常肯定他们是否了解中国，或者说了解他们的政治领袖们，是否了解到中国致力于团结和经济稳定的成功，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中国人民……包括对世界未来的和平都极为重要。”（《时代》，1946年3月25日）
接下来的几个月真的很重要。中国局势很快急转直下，严峻的现实击碎了马歇尔的乐观与期待，更击碎了卢斯以及很多美国人的自信与自傲。当马歇尔于6月重新回到中国时，短暂的停战已经不可挽回地结束了。
按照一般史书说法，内战爆发是以1946年6月26日中共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原部队成功突围为标志。虽然在马歇尔进行军事调解的同时，美方继续按照抗战期间的协议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军援，并以飞机帮助运输国民党军队至各战略要地，这些做法，激怒了中共，也彻底终结了中共与美国的交往。
马歇尔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不再被中共视为可以信任的朋友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被蒋介石所利用。《马歇尔传》写道：
共产党责怪马歇尔。9月14日的延安广播攻击他没有反对“加剧的中国内战”，并宣称他的调解已失败。广播还声称马歇尔的威望已降至最低点，甚至他的公正性也成了问题。
10月1日，他对司徒雷登说。他认为国民党是在利用他作为掩护，以继续进攻共产党。那一天，马歇尔致函委员长说，除非找到协议的基础以终止战争，他将向总统提议将他召回，美国终止其调停的努力。（《马歇尔传》，第133—134页）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在日内返回延安。国共和谈最后一次、也是永远地关上了大门。11月19日，周恩来等乘飞机返回延安。
马歇尔也到了离开南京的时候了。1947年1月8日，他启程回国，铩羽而归。这一天，距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停战协议一周年只差两天。一年的时光，在人们的企盼、乐观、失望、悲观、激昂、兴奋诸多情绪的变化替代中，就这样结束了。
马歇尔个人的政治生涯，却没有因离开中国而结束。相反，就在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他被杜鲁门任命为新的国务卿。
在中国失败而归的马歇尔，却在欧洲获得了成功。1953年，他因在西欧实施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成功地使战后西欧经济得到复兴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位评奖委员说，这是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授予一位职业军人，这样做，不是奖励他的军事功绩，而是奖励他为和平事业所做的工作。马歇尔在演讲中说：“对于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一位军人，有相当多的议论。这些议论显然很能影响其他人，但对我则恐怕就没有什么影响……经常摆在我面前的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战争费用的分类账目，支撑它的则是墓碑。这一切激励着我去寻找某种途径或方法，以避免另一场战争灾难。”
这番话，为欧洲而讲，而非中国。
身为在华美国新闻处的官员，费正清见证了从和谈到内战爆发的1946年的中国。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著名中国通和历史学家，他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为历史提供了简要的说明：
1945—1946年我在“战后中国”旅居的九个月，可谓我在战前一种经历。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仰仗着美式装备的国民政府向北方各大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腰缠万贯的政府官员们对华东光复地区的压榨和掠夺。通货膨胀与贪污腐化甚至使得支持国民党的上层社会也发生了动摇。我本希望美国新闻处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