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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文学应因时因人而变，不能一味摹拟古人，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卓见真情为文，保也产生了浮而不沉之弊。竟陵：明后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同是选家、竟陵人，称“竟陵派”。他们倡导抒发性灵，反对公安派的粗率轻浮；反对七子复古拟古，又主张学习古人精神，走上了深幽孤峭之途。
（52）俳体：指八股文的排偶体。宋洪迈《容斋续笔》十二称《龙筋凤髓判》为俳体，即为对偶文，认为不庄重。
这两则说文体递变的道理，不像物体的演化，必须经过新陈代谢、前仆后继。中国各种文体，渊源于五经。历代文体的变化，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云：“四言敞而有楚辞，楚辞敞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敞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他说的只是文体自身发展的原因，鉴于已有文体出现弊端，才促成新文体的产生。“弊”就是毛病，当某位敏感的文学家发现已有的文体在内容或形式上有着某种毛病或束缚时，便要寻求出路，由《诗经》的四言到形体较为自由的《楚辞》，然后古诗、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词、曲，皆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体。
这里引金刘祁、明曹安的话，都在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到了明代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辈，他们由于不满“台阁体”只追求典雅工丽的形式，不顾及格调的陈腐庸俗，而主张复古拟古，提出偏激之见。如李梦阳说：“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方山精舍记》）他所谓的“无”，就是“亡”的意思。何景明把这番意思明白地说出了：“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杂言》）他简单地把文学形体的递变，看作是绝对的新陈代谢或前仆后继。明胡应麟也在《诗薮》里发表相同的意见。明郎瑛《七修类稿》进一步提出贵古贱今的主张，认为“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章有一个时代的标准是对的，但如果说后代的文学一定不如前代的文学，显然大误。郎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若照他的主张，文体无需变化，停留在先秦，仍然读四言诗，或许是他的最高境界。但是社会生活和人类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表达情感和模写事物的要求自然是越来越丰富，文体也便随之越来越千变万化、多姿多采，整部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如此。
这里举出六朝骈体文盛行，取代了汉魏以来的散体文，开始时由于这种文体追求语言对偶、句式整炼、声韵和谐、辞采华美、使事用典诸多严格的追求而广为流行，发展到后来，更趋于形式的讲求，内容日益贫乏，风格日益柔靡。于是杨炯《王勃集序》，称王勃把“积年绮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也。”王勃起来革除柔靡的文风，但写的还是骈文。诗也如此，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他提倡风雅兴寄，他所写的《咏怀》，还是五言古诗。直到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古文代替骈文，传奇兴起，变文出现，但当时骈文并未中绝，在传奇、变文中就有不少骈俪语。钱先生即指出“俪体未曾中绝”，又指出“忽盛于清”。即就明代说，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应试科举的需要，八股文起，排偶句法的兴起，又重视讲究对偶，到了清代骈文大为盛行，又出现了“骈散并行，各放光明”的境况。这里例举骈体的盛衰发展便可以说明，文学体制的发展可以在同一体制中推陈出新，不是一种文体先亡，之后生出另一种文体，而是犹如调色，黑白呈灰，黑红呈紫，红黄蓝白黑五种原色，可随意随时调配，便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异样色采，而原色是绝不能缺少的。钱先生以此比喻文学形体的发展，形象精辟，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这里还形象地批驳了“彼作则此亡”的立论之误，然而“诗亡”之叹，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盛唐的大诗人李白，在《古风》的第一首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其实正是他自己成为伟大的诗人！
焦循在《雕菰集》讲到唐以后“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云云，都不可靠。这里指出唐司空图、金赵秉文和清赵翼、黄遵宪等人就唐“以文为诗”，“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以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等诗文相混的文体变化，发表了深有识见的议论，说明诗的体制本身可以有种种发展变化，但诗并没有亡。清人陈廷焯看到李杜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变化，却没有说清是怎么回事。钱先生指出两点：（一）诗情和诗体“本非一事”，不能混为一谈。《文中子》云：“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性情与人同在，性情不亡，诗也不能亡。非但不亡，诗情和诗体还都会有各自的发展和变化。（二）文分朝代，却不限于某朝。王国维于文体前冠以朝代，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若是说赋至汉代始盛，诗至唐代始盛，词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说，赋只限于汉代，诗只限于唐，词只限于宋，曲只限于元，便成了谬误。一部文学史证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体，如元曲胜于元诗，不等于说元无诗；汉赋胜于汉文，也不能说汉赋胜于司马迁的《史记》；诗至唐始盛，词至宋始盛，也很难说唐诗胜于唐文，宋词胜于宋诗、宋文，具体到某位文学家也是如此，不能说司马相如的赋写得好，就说司马迁的文写得不好，实际上他们“各擅其绝”，“各放光明”，并峙文坛。但有的文体，它的高低有定，像八股文的排偶，称为俳体，正说明它体制的低下。
《谈艺录》读本（三）诗文的侵入与扩充
林谦之光朝《艾轩集》①卷五《读韩柳苏黄集》一篇，比喻尤确。其言曰：“韩柳之别犹作室②。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即余前所谓侵入扩充之说。子厚与退之以古文齐名，而柳诗婉约琢敛，不使虚字，不肆笔舌，未尝如退之以文为诗。艾轩真语妙天下者。《池北偶谈》卷十八引林艾轩论苏黄之别③，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亦见此篇。（34页） ①《艾轩集》：宋林光朝（字谦之）撰，九卷，附录一卷。
②韩：指唐韩愈，字退之。柳：指南柳宗元，字子厚。
③《池北偶谈》：清王士禛撰，以所居池北书库为书名，二十三卷。苏：宋苏轼。黄：宋黄庭坚。
关于诗文侵入扩充的文学现象，焦循指为“诗文相乱”，确是浮浅之见。把一向认为不宜入文的事物，取作为文的材料；把一向认为不雅的字句，组织成文彩斐然可观的篇章，钱先生认为说是“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金赵秉文深为“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而遗憾，赞赏韩愈“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滏水集·与李孟莫书》），确是高见。这一则举林光朝的一段韩柳比较的说法，颇为形象。他说韩愈与柳宗元的不同犹如造屋子，柳宗元先丈量自家应占的面积，不敢有丝毫出圈，而韩愈则先想好自己需要如何安排，依自己的心愿，不管是否会侵占到他人的地盘。以诗而论，柳诗是按诗的意境来写，韩诗是以文为诗，打破诗文的局限。这个比喻很形象，将造屋的丈量面积，比作恪守文体的限制，与韩愈的开拓境界自然不同了。
这一则还引了林光朝论苏黄之别的比喻，亦十分形象、精彩。他说：苏轼与黄庭坚，“譬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此坡谷之别也。”苏轼如丈夫，大踏步出去，黄庭坚如女子，还要修饰一番，也可以说一个畅达豪放，“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深奥莫测，犹如“隔帘听琵琶”（黄庭坚《跋翟公巽所藏石刻》），风格迥然不同。韩愈“以文入诗”，他的《南山诗》、《陆浑山火》、《月蚀诗》等，都写得认真而洒脱，想怎样写便怎样写，本来古体诗在句数、对仗、平仄、押韵方面就没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他更不束缚自己的笔，《南山》中连用“或”字五十一句，全是散文，描述山石草木全用铺张的排比句，确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大胆尝试。韩愈力求标新立异，别创一体与他的侵入扩充之举直接相关，他的“以文入诗”对诗的发展究竟值不值得称道，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比如司空图在《题柳柳州集后》说：“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电挟雷，撑挟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柳宗元也很看重韩愈的诗，每“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后发读”，并称赞韩诗为“大雅之文”（冯贽《云仙杂记》）。而宋人陈师道却持不同意见，他说韩愈“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以文入诗，故不工尔”（《后山诗话》）。沈括也说韩诗只是押韵之文，格不近诗（《苕溪渔隐丛话》引）。清王夫之更讥讽说：“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姜斋诗话》）但是，不论怎么说，韩愈对后来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清叶燮《原诗》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又是宋诗若干大家诗风的鼻祖，这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