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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出于确立王朝合法性的目的、出于儒家伦理观念呢？所以，从知识考古学的思路上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一传说的思想系谱？第一，为什么这种“得位”的“正”和“不正”，会被看得那么严重？其实，所有得天下的人，不都是用阴谋、用暴力的吗？连太祖不也是欺负孤儿寡母，搞个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吗？第二，为什么宋太宗的斧声烛影，就格外要讳莫如深呢？第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考证这件事情的是与非、真与假？我们难道不能用“知识考古”的方法，看看这件事情被当做真和假，被评论成是和非的不同声音，为什么会变来变去？
顺便说一个例子，最近发现的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容成氏》中有“攻益自取”一句，这句话很重要，它和《战国策·燕策》里面的“启与支党攻益而夺天下”，《韩非子·外储说》“古者禹死，将传位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差不多。李存山先生就指出，这说明现在流行的古代传说“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说法，可能只是一种说法，在古代另有一种说法，可能，禅让本来是大家共识中的、合法合理的，禹之后应当是益，是当然的事情，可是，启却干脆杀了益，把位子当成自家的，这本来不合法，可是，后来可能父子相传成了惯例，所以就说，先是“益干启位”，然后说是“启杀之”，这证明因为有一些后来的观念作怪，古代一些本来流传的故事，就常常被历史无意中就改写了，或者减去了，那么，这是为什么？
陈寅恪的名言“伪史料中有真历史”，好像与福柯思想有些不约而同的一致，但实际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陈先生是历史学家，是要想办法把伪史料放在合适的地方当真史料用，是要“变假为真”、“变废为宝”；而福柯是思想史家，对他来说，真写的史料中有思想，作伪的文献中也有思想。陈寅恪的名言“伪史料中有真历史”，好像与福柯思想有些不约而同的一致，但实际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陈先生是历史学家，是要想办法把伪史料放在合适的地方当真史料用，是要“变假为真”、“变废为宝”；而福柯是思想史家，对他来说，真写的史料中有思想，作伪的文献中也有思想，在这一点上真伪之间没有价值差别，“假作真时真亦假”，都是知识系谱中的一层。换句话说，历史学家把伪史本身当做一种史料看待，只是要让它变成真的；而思想史家考察的是作伪的原因，不必把它当成真的，因为它背后，同样有当时的心理动机和思想观念，当时人们对作伪的东西的接受，也有思想观念的作用，这些观念吻合了当时的观念和心理，它就被接受了。通常，我们相信“科学”与“理性”，所以自从宋代清代考据之学以来，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假的，就常常把它们“去伪存真”，把这些东西抛弃掉，像“古史辨”的疑古风气就是这样的。以前研究先秦思想史，我们就比较多地在乎用什么文献，文献说了什么。因为很多资料可能有假，所以，你不敢用它的说法，这样可用的资料就很少，总是要先辩伪，然后再把真的集中起来，排个序，然后写历史。但是，福柯却不一样，他觉得，考察这个作伪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历史，是一段学术史和思想史。某种意义上说，福柯总是要求我们把习惯的问题倒过来想，他要考察的不是文献在说些什么，说的是真是假，而是文献怎么说、在何时说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样一来，也许已经被说出来的东西，就变得不重要了。在重新考察出来的重叠的地层关系中，福柯发现这是一个“话语”变化的历史。他认为这是更严肃、更基本的历史，是心情与观念演进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福柯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方法。在这样的方法下，过去我们认为是作伪的史料就会非常有用。以前说，早期佛教有很多的伪经和疑经都是假的，研究佛教史时应该先考证清楚，然后将其排除掉，像日本一位著名的学者牧田谛亮对佛教的疑伪经就做了细致的研究，他的关于疑伪经的著作被认为是佛教史研究的名著。但是，他只是考证这部经是真的，那部经是假的，还有哪部经可疑，让我们注意，要用真的，不要用假的，对可疑的要小心一点儿，这种方法当然很好。可是，这还不符合福柯的要求，按照福柯的方法，这些经典是可疑的、伪造的，那正好呀，我们的思想史就是要研究这些伪造背后的思想观念，把这些伪经、疑经的系谱排列出来，恰好就是中国人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改造过程，没准儿一部佛教经典思想的诠释史，就可以从这里找到线索。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疯癫、刑法与监狱的背后
四思想史可以这样写：疯癫、刑法与监狱的背后
那么，到底在福柯心目中，思想史应当如何写？
福柯没有正面讨论思想史的写法，而是用一些具体研究的例子来示范的。作为一个思想史教授，1970年以后，福柯研究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历史，其中一个研究成果即《疯癫与文明》一书。这本书研究精神病人是如何被确认、被隔离、被我们所谓的正常社会所抛弃、监禁与治疗的；他讨论了上述发展的过程，讨论了理性、知识是怎样被赋予权力，建立一种大家都认为是“正常”、“合理”的生活，并把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生活、另外一些思想隔离出来，并且把它们称为“不正常”。大家都知道，精神病人生活在另一种精神状态里，但这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时候被认为是非正常的呢？早先，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之间本来并没有太大的鸿沟，一些人并非一开始就被确认为是不正常的，显然自称是正常的这批人拥有着很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由于“社会”需要，而社会又需要“秩序”，而“秩序”又使得这些组成“社会”的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力量。正是靠了这种权力，为了使所谓的社会与秩序得到稳定和安宁，他们要将那些可能破坏这种秩序的那批人隔离开。福柯在这里，就讨论了在理性还未隔离非理性以前，这种关于隔离的知识的产生过程。这让我想起了佛教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佛经，后来在中国的《宋书》里面也有记载，流行得很广。这是一个关于国王与疯泉的故事。据说一个国家，天上总是下雨，谁喝了雨水就会变得疯癫。全国人除了国王都喝了雨水，于是全国的人都特别可怜这个国王，说国王的精神不对。在我们看来，喝了雨水的人都疯了，但疯子群体看到一个正常人即国王，反而觉得后者很可怜，并强迫国王也喝这种雨水。后来国王也疯了，大家皆大欢喜，说国王的病治好了。
福柯的研究虽然是针对精神病起源的历史，但他实际上是要追究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正常与非正常，是怎样被确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在现实世界里，被我们称为疯子的这批人如果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并拥有绝对权力的话，他们则会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理性的人说成是疯子。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书中讲了一段话：我们不得不研究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我们有必要试着追溯疯癫发展历史的起点，在疯癫这个词、被认为不正常的状态即疯癫被隔离的状况出现之前……在这个起点，疯癫尚属一种未分化的体验，是一种尚未分裂的对区分本身的体验。当我们回到疯癫历史的起点之前，所谓的疯癫和正常、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并没有一道深刻的鸿沟。只是在不断的隔离、建构、描述、排斥等权力支持下，疯癫开始出现，并且被天经地义地放在精神病院里。福柯的研究虽然是针对精神病起源的历史，但他实际上是要追究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正常与非正常，是怎样被确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
此外，在另一本书《规训与惩罚》里面，福柯又考察了监狱、刑场和各种刑罚，发现我们现在表面上看来非常文明的监狱、刑罚等惩罚性方式的背后，其实有着相当复杂和残酷的历史。现在的刑罚不再是以剥夺人的身体、制造人的痛苦来惩罚人，像五马分尸啦、凌迟处死啦，而是采取了剥夺人的时间与自由的方式。后者看起来似乎很文明，但背后掩藏着一种权力意志和很狡诈的文明阴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里面要说明的是，在法律的公正背后，是公正这个词被赋予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实际来自于权力。表面上人道的监狱的空间格局，实际上是更高明的权力监控系统。监狱的看守人在最高的高台上，目光可以看到所有敞开的监狱的房间。房间的门是朝中心开着的，狱卒可以监视到所有的房间。大家看过美国电影《绿里奇迹》吧？电影里对这样的监狱格局有所反映。监狱的铁栅门的方向朝着中心，犯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现在发明的电视监控系统则更加可怕。此时，人的隐私权利、空间移动的权利甚至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在所谓文明社会的观念看来，好像比肉刑文明，但实际上这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比传统的酷刑更残酷。这种残酷并不像以前那样拿刀子割人，拿鞭子抽人，福柯说，现代社会里，人们把处罚变成精确的计算，把规训和成本计算连在一起，用多少惩罚会使犯罪者感到不划算，从而杜绝他的犯罪欲望。而对于人来说，自由可能相当重要，而监狱就是按照时间来剥夺你的自由，表面上人道的监狱的空间格局，实际上是更高明的权力监控系统。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电影，说一个人从监狱中回到儿子身边，妻子已经死去，儿子对他很陌生，他在家里感觉非常不习惯。儿子对他也觉得很不习惯，因为他上卫生间时从来不关门，喊他时，他总是习惯性的回答“到”。这些，都是因为他在监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