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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自序四
四
从1998年到2001年，这门课我已经讲了三四轮。听的人里面，有学历史的，有学文学的，还有学建筑、物理的；有中国大陆的、台湾的，也有外国的。有的讲题，还在国内外的各种讲座上讲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质疑，但大体上看起来还是被接受的。因此，在2001年的那个学期，我请了两个研究生来替我录音，并且整理成电子文本，这些电子文本就是现在这份课堂讲录的雏形。
当教师的人，习惯真是顽固，尽管有了这些电子文本，可是以后我每一次重新讲的时候，仍然会继续修改，打印出来的讲义上花花绿绿的，有时会添上一些文献资料，有时又会引述一些刚看到的论著，于是又要录进新的电子文本。有时又临时加上了各种中国的历史实例，加上随时想到的一些感想，又要重新打印出来看一看。两年下来，这份电子文本，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原来课堂上记录的，哪些是后来添上去的。这里仍然称为“课堂讲录”，只是因为我在2003年秋冬在台湾大学的最后这一讲中，大体用的是这份重新删改、增添和修订过的文本。
在这里，我要感谢给我记录和整理的各位同学和朋友。略略做一些说明，其中，第一篇《引言》原来最早是在复旦大学古籍所讲的，记得那时应章培恒先生的要求去讲课，我匆匆地在下榻的饭店草拟了一个提纲就仓促上场，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讲稿，幸好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孙晶女士在现场为我录音并整理出来，后来摘要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现在的这份文本，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扩充的。其他中间的各讲，主要是由清华大学专门史专业的研究生周学敏和丘燕整理的，这两位都不是我本人的研究生，但她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录音记录，我是非常感谢的。最后的几讲，并没有在清华大学讲过，而是这次到台湾大学讲课以后新加上的，其中，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和减法那一讲，是2002年夏天在香山的一次关于新史学的会议发言基础上扩充的，原来只是一个提纲，后来，我写成文章发表在《读书》2003年1期，这次在台湾大学讲课时，又做了较大的补充，于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关于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讲，则是在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基础上，为台湾大学历史系讲课时所修改出来的，讲完了以后，我又根据录音做了一些修订。而最后的关于学术规范的一讲，其实写得最早，好像在1998年就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讲过，记得当时是严绍璗先生约我去讲这个话题，逼得我不得不草拟一个提纲，有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同学给我整理了一份记录传给我，这使我感到很温暖。后来，经过我再次整理过的这篇讲稿，发表在2003年4月《文汇报》上，用了一个题目叫《大胆假设终究还要小心求证》。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自序五
五
这份课堂讲录，本来在2003年的夏天就已经交给三联书店了，但是因为自己觉得它内容还太单薄，编辑也觉得它篇幅还不够多，于是，在几乎要最后出版的情况下，又撤了下来，让我带到台湾大学进行修订补充，所以出版的时间也因此推迟了半年多。在这里，我也要感谢郑勇先生，因为他的恳切和执著，使我在再三犹豫、再三修改和再三推迟之后，终于下了决心在三联书店出版这份仍然要不断修订添补的课堂讲录。
2004年2月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引 言
引言
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
引言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开场白
今天是咱们这门课的开篇，要说的话题，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主要是文史学界研究思路和方法，近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先声明一下，说这个话题，并不等于说，我觉得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已经”，我的意思只是说，现在有了一些初步变化，只是“初步”，或者是变化的征兆，只是“征兆”。也就是说，所谓“变化”并不是已经完成的现象，而是说可能正在进行中的现象。不过，不是有句老话讲“风起于青萍之末”吗？不是有个成语叫“见微知著”吗？一个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一定得学会抓住这些征兆，过去咱们中国人特别爱讲“新动向”，特别是在有话不直接讲的时代，那些微言大义，你得从报纸、电视新闻解说、字里行间、街谈巷议里去寻找，《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说，要“抓住风的尾巴闻一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在资讯发达了，各种取向也多了，于是呢，就需要从纷纭的现象中，看到最可能引导学术界变化的新动向。
那么，什么是现在学术界的“新动向”呢？以前，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面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你只有用这些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你才能跟上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能够进入这个潮流，叫“预流”，否则叫“不入流”。大家注意，这可不是现在说的有贬义的“赶潮流”。以前，咱们中国人常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好像是什么“础润知雨，月晕知风”吧，那是说看天气的事情，同样，如今在学术界里以学术为职业的人，也应该能够，而且要习惯，去观察这些微妙的但是很有意义的动向，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中国，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应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应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呀。很多人包括国内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好像一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这是很对的。通常，我们都习惯于历法上的时间，觉得2001年或2000年，就是21世纪的开始和20世纪的结束。但是，从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有另外一套历法。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大家知道，1894到1895年的甲午一战和马关条约，刺激太大了，整个中国的“自改革”转向了全面的“向西转”，西风从此彻底压倒了东风，没有人还坚持“祖宗家法”了，虽然还有“中学为体”的说法，可是，那个时候中学已经不能为“体”，西学已经不仅仅只是为“用”了，从那个时候起，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守旧派了，只有程度不同的趋新派了，整个中国就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历程”，这一点，张灏先生也反复提起过，所以，我写《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就是用1895年收尾的，整个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在这个象征性的年头就结束了。
同样，1989年也就像当年的1895年呀。作为一个标志性年头，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苏联、东欧的渐渐解体，中国的发生风波，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突然发生巨变，原来世界的划分和是非的论争，彼此坚定的立场和原则，突然都失效了。什么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呀，集体优先还是个人神圣呀，都好像要重新认识了，原来的道理好像要重建，就是重新来了。逐渐瓦解的苏联、东欧阵营，发觉自己要扔掉旧道理，似乎是胜利者的西方世界，你别以为他们就安心了，其实不见得，在九十年代初，西方也好像突然掉入了“无物之阵”，原来绷得紧紧的那些各自的“硬道理”也好像没有用了。所以有人，像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说，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文明的冲突开始了，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不对了，要重新观察和分析；而写《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F。Fukuyama），意见虽然和亨廷顿针锋相对，但是他也说，因为自由民主有了决定性的胜利，黑格尔的历史发展逻辑到顶了，“历史终结了”。
这就引起一个后果，就是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两边儿都落入“无物之阵”了，敌人阵营消失的结果是自己阵营的消失，没有你就没有我，老子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论哪一边儿都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同样，中国大陆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思想学说很简明，那是一个真理不言自明的时代，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很清楚很简单。到了80年代，尽管改革开放了，大家开始意识到那种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毛病，但是，一起反抗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心情，使大家还在延续着很同一的观念，大家有着同样的批判对象，大家都主张要“补课”和“启蒙”。比如说80年代，大家都知道有所谓“文化热”，其实，文化热里面的那些借了文化与历史研究，实际上是批判过去的和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不好直接批评现实的政治制度嘛，就只好让历史与传统暂时承担着“落后”的责任吧。所以，那时有很多“一呼百应”的“文化英雄”，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呀。所以80年代会有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