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⒚鳌罚侨死嘌е鳎钦獗臼樗盗艘桓鍪虑椋褪呛芏唷按场辈皇强凸鄞嬖谠谀抢锏模抢坊硐吕吹模恰胺⒚鳌背隼吹摹Ｋ裕贝访酪恍├芳遥浅Ｈ戎杂诜侵薮蠛睦贰１热鏒avid Schoenbrun研究东非大湖区土著在1890年到1990年的反抗历史，Patrick Harries研究南非祖鲁人的历史，都有重建历史，作为政治动员力量和族群认同的意思。很多后殖民历史学理论也从这些研究中发展起来。其实，很多大湖区的历史记录是纷乱的，当他们要反抗殖民统治时，重新建构了很多历史，甚至动用殖民者的历史资料来重新编织土著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必一定是真的，但它支持着土著人对独立的争取，反映了他们两百多年争取民族独立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真实与虚伪并非讨论的重点，对历史真伪的清理，属于现代历史学的范围，而不是后现代历史学的关注点。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历史的写法与读法
五历史的写法与读法
我们先总结一下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贡献。
后现代理论通过对“现代性”的批评，揭发了可能隐藏在中立、客观、科学的理性背后，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它揭露了所谓“真实的历史”背后，可能隐藏着不真实的想像和权力。首先，后现代理论通过对“现代性”的批评，揭发了可能隐藏在中立、客观、科学的理性背后，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它揭露了所谓“真实的历史”背后，可能隐藏着不真实的想像和权力。在这里，后现代史学特别对现代历史学里面的“理性”进行了批判，这使很多人开始对我们原先的“自信”产生了怀疑。所以，后现代史学特别要瓦解“宏大叙事”，因为宏大叙事背后，有一个整体的眼光及基本的判断，要靠“理性”对历史进行整体的评价和描述，才能写出大叙事来。后现代理论尖锐讽刺并试图瓦解这种宏大叙事，认为现代理性是靠不住的。宏大叙事常常是靠不住的，它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下面，隐藏了某种政治和理念。比如，以前讲的“五阶段论”呀，是为了把历史最后归到共产主义社会；过去用的古代、中世、近代的写法，是为了证明一切向现代发展的必然性；过去讲近代中国的开端是1840年，又把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论证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正当性。可是，在后现代理论和视野下，这些大叙事都不灵了，历史常常被分解成为片断，他们认为，所谓历史的整体关联只不过是理念中的构造，整体图像的描述，实际上是对一种秩序的规范。后现代历史学瓦解了宏大叙事的必要性，使史学向片断、琐细的个案研究迈出了一大步。最近有一篇文章，讲意大利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如何做微观史的研究。在《比例尺的伸缩》这本书的前言中，引用了电影里的一幅画面，当时是一个熟悉的画面，但是把镜头放大并往前推时，这个图像渐渐地变了，而不再像先前那样。就像我们用电脑打印一幅图，将其中的一小块放大，就会变成一点一点的，图像就被瓦解了。后现代史学的意思是说，当作微观的、小场景的历史学研究时，看到的会不同于平时在宏观整体关照下所看到的图像，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其次，后现代历史学理论对隐藏在传播方式、宣传方式甚至资讯、科技等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揭发，指出这些东西实际上和日常生活里面的政治、意识、观念有着很深的联系。大家要注意，一方面，他们不承认有纯粹客观历史，所以后现代历史学特别注意分析历史和政治的关系，和政治学研究有着很重要的联系；一方面后现代历史学身处现代环境，对传达意识形态、包围着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的传播媒体，有很深的警惕。这也是很对的。
最后，后现代史学另一重大的贡献是对历史文本特别警惕。刚才我们说，过去我们认为文本是透明的玻璃，透过文本可以看到过去。但后现代历史学提醒我们，要注意到不同的书写，构成了不同的历史图像，描述了不同的过去，所以，写作的意义并非过去想像的那样渺小。历史书写的章节、历史资料的选择、历史叙述的角度、历史叙述所用的词语等等发生变化时，历史的图景就会变化。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一个东西放在那儿，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再用不同的心理、知识储备、习惯的语言描述出来，可能会很不一样。这并不是盲人摸象，而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不同的人关照不同的历史时，叙述出来的很有可能并不一样，所以他们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是“写”出来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法或者说历史叙述本身，就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事情。我对这个东西很关注，所以在写《中国思想史》的两卷本时，在开始都有一个很长的导论，提到思想史的“写法”问题，结果遭到了很多激烈的批评，说我将历史看为一种“写法”，历史学家岂不就成了作家。其实这些批评者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思路，我不是说要将历史当作文学，只是说，当历史的写法发生变化时，描述的过去也就发生了变化。当历史的写法发生变化时，描述的过去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点看，叙述、写法、文本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历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从这点看，叙述、写法、文本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历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因为写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有权力的影响呀，刚才说，用历史五阶段论、按《联共（布）党史》所安排的社会史图像来写历史，描述出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本身存在的过去，而是体现了《联共（布）党史》背后权力与意图的一种写法。写法的改变意味着秩序、观念、视角及视野的改变，你看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按他的写法，法律史就成为另外的模样了。写法变化的本身，也是思想史的变化，把不同的“写法”按照时间连缀在一起，就是一个思想史的过程。比如，最早的《中国哲学史》是谢无量写的。谢无量写了很多书，只要看到西洋有这个词，就拿来用。他很聪明，阅读也很多，但从来不深邃，见了就写，写了就出。他的《中国哲学史》，仍是中国传统的经学为主干，无非加上了一些子学。后来受过西学训练的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可以看到西洋的观念逐渐渗透到胡适的写作方法之中，他特别注意语言、名辨等。在接着的1929—1931年，冯友兰也写了《中国哲学史》。他一开始就讲要用西洋的哲学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里面抽取一些东西把它联成中国哲学史。到冯友兰时，可以作为一个标志，即西洋哲学史观念全面进入中国古代研究领域。到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写法已经大举进入。把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和任继愈连起来看，这个哲学史系列，就构成了一个思想史的线索与叙述，这样写法变化本身就成了思想史的内容。用福柯的理论术语来说就是“知识考古”，就是一层层地剥开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后现代历史学的不见或局限（1）
六后现代历史学的不见或局限
我并不能完全、甚至大部分认同后现代的观点。
我这人有些实用主义，什么东西先拿来自己用用，不好的话，也不会轻易的相信它，所以，有人说我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也许是表扬，也许是批评。这我不去管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后现代历史学有根本的短处，这使它也具有很大的危险。
记得有一次与以前的研究生讨论，有人说，中国史学很早就有后现代的思想了，因为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讲历史是由层层积累的伪史构成的。好像台湾的杜正胜也有这一看法，说古史辨派的理论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是相通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两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太多糊涂。经过两千年的编造成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就是零星的散乱的知识的合理化与秩序化，而秩序化恰恰就是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顾颉刚说，“古史发生的秩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悖”，古史本来发生的秩序，和写作出来的古史所排列的秩序，恰恰是相反的。比如禅让，就是战国学者受到时势局势刺激后，在想像中建构的乌托邦，并不是真的，三皇五帝说，就是越古越晚出，因为要超过以前的传说，描写更古的帝王，所以就越说越古嘛。看上去，古史辨派似乎和后现代史学一样，要瓦解传统历史的真实性，重新寻找构成历史的知识与秩序，找出存在的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因何事而来的。顺便说一句，有人说，古史辨派与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相同之处。这不一定对，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人那里，是为了支持它对中国历史的瓦解，以减少华夏传统对日本的影响，是重建日本民族主义历史的举动。过去，日本对中国历史非常尊敬甚至当成自己的渊源，白鸟的工作，是要瓦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内共同的历史的渊源。而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和白鸟库吉还是不一样。同样，它也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