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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其实很简单，“时间”，包括历法、年号、正朔对于中国政治和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时间”，包括历法、年号、正朔对于中国政治和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比如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就发现，司马迁写《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在秦汉间用“义帝”来系年月，这表明从秦到汉之间，权力的谱系是秦、楚、汉，这个楚是义帝代表的，既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项羽，这时西汉武帝时的历史观念。但是，比它早一些的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却表明，此前还有另外的以陈胜的“张楚”为系年月的，没有秦二世，从秦，到张楚，到汉，这是权力的合法的历史谱系。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就变了。《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则既没有张楚，也没有义帝的楚了，权力的谱系，就从秦直接到汉了。秦汉之间的历史线索，从张楚，到楚义帝，到空缺，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思想变化呀。另外，在宋代思想史上吧，以前很少人去想一想，为什么邵雍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编一本《皇极经世》，对政治时间分配和变迁做一番编排？其实是有深意的。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后来南宋的大学者张栻为什么会继续写《经世纪年》，对时间线索和历史正统进行再确定。可是很少有人讨论这样的问题呀。
再到明清，时间就更加重要了，在如何分配时间上面，还有了东西文明的冲突了呢。举一个例子，康熙八年宣布重新用西洋新法，为什么？因为前一年的冬天，经过在午门测验正午的日影，证明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的说法是对的，而清帝国的本国天学历学是错的。南怀仁指出，如果按照中国的吴明煊制定的历法，就会把康熙庚戌（九年，1670）的正月，当成了己酉（八年，1669）闰十二月，古代皇帝和年号的确立、正朔的确定、分至启闭的准确，都是大事，如果连年都搞错了，这就相当麻烦了。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究竟是错了就错了，还是要改正？如果将错就错，维护传统真理的合法性，那么意味着民族的价值和道理高于一切；如果知错要改正，那么，意味着民族的道理并不绝对，应当接受普遍真理。所以，是用传统的历法维护中国的知识？还是用西洋的历法接受新的知识？这是一个大事，值得好好研究。台湾清华的黄一农，就对明清时代的时宪通书、历法变化做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他也讨论了西洋历法知识进来以后，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以前，我也在《〈时宪通书〉的意味》这篇文章里面举过一些例子，说明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历书的知识也在变化，它也引起了普遍生活世界知识的变化，因为大多数的人，是在这些知识的指导下，了解和想像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我想，这些指导实际生活的观念，既然是普遍被奉行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思想史呢？这实在很奇怪呀。
第二，类似《营造法式》、《匠作则例》一类的东西。这是关于建筑、器具的制造方法的文献。另外，史书里面还有《舆服志》一类的资料。可是，这类资料，思想史观念史从来没有办法使用，好像只是科技史也就是知识史的专门领地。不过，我总觉得，那里面也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思想史内容呀。我举一个例子，像卤簿仪仗的做法中间，可能就有很多区别皇家和民间的规定，这是为什么？又比如，宋代官方不是有命令，不许民间用真家伙做仪仗吗？这又是为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制造和使用的器具的规定，这是皇权有意识地与民众区分界限。以前，我看柳诒徵《清德宗的大婚》，觉得很有趣。后来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又看到墙上挂着可能也是《大婚图》一类的图画。你看，大婚的仪式很隆重，很排场，很有趣，但是从这种夸张和铺排中，皇权的意味是否就传达出来了呢？过去侯宝林的相声《改行》里面说，皇帝死后那些天，不能穿这不能穿那，不能用喜庆的颜色，在这些外包装、衣服色彩的规定里面，就有区分圣俗上下的意思呀。有一次，我在陕西博物馆的展览里面看到，有1990年长安出土的筒王井村明秦简王的随葬仪仗群俑。其中，旗帜有清道旗、金鼓旗、白泽旗，幡有告止幡、信幡，做仪仗的兵器有戈、戟、弓箭，乐器有笙、笛、箫板、琵琶，后面跟着的有抬轿、跟驾和梅花灯、各种伞、扇等等，当这样的车驾一出来，让你想起元曲《哨遍》（高祖还乡），“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于是就显出了神圣、庄严、威权、伟大。这叫什么？就叫“天地悬隔”。不隔开世俗，就没有神圣。好像以前的传说里面，常常讲世俗的世界和神仙的世界，总有一条河把人神分开一样，牛郎织女中间要有银河，桃花源和外面要有一个不可重复找到的洞，武陵源和人间也有一条被神仙的玉簪划出的河，不分开怎么可以分出上下？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2）
这样的资料其实很多，比如关于皇城的格局，关于皇陵的空间，关于官宦人家宅第的制度，官员的服装花纹与式样和出行时候的舆服仪仗，就是“回避”、“肃静”之类的东西，里面怎么会没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呢？关于皇城的格局，关于皇陵的空间，关于官宦人家宅第的制度，官员的服装花纹与式样和出行时候的舆服仪仗，就是“回避”、“肃静”之类的东西，里面怎么会没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呢？思想也不只是玄思嘛。凡是一个制度，一个形式，背后都会有一种想法，否则它怎么会被设计出来？这种研究，西方有过先例。彼德·柏克（Peter Burke）有一本《制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ⅩⅣ），一开头就用了一幅图画，又引了一段话说，“国王的权威是由假发、高跟鞋和斗篷等等所组成的……而我们所崇拜的诸神，其实是由理发师与鞋匠所制作出来的”，所以，我一直希望有人以这些资料为中心，研究一下观念史的问题。但是，过去很少有思想史会去讨论这种东西。思想史研究，还不太像观念史研究，有时候，西方人作观念史，以一个或若干个观念为中心进行历史梳理，可能会到处发掘可以表达这一观念的资料，会涉及到很边缘很一般的图像、仪式、场景、习惯等等，但是，思想史尤其是以思想史家为单位的思想史写法，不会旁顾这些东西的，大家都习惯了原来以人和书为基本单位的方式，所以有人就会问：它属于哪个思想家呀？它在哪本经典著作里呀？这就很麻烦了。
第三，包括明清宫廷档案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其实，二三十年代就有很多学者呼吁过，历史学要注意档案。比如陈垣先生1929年给北大学生讲演，就用了很多篇幅，仔细讲八种整理档案的方法。当然，一般来说，很多档案是很琐碎的，看起来很吃力，也可能看半天什么收获也没有；但是，也不一定，如果你有问题意识，可能也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的。
举一些例子。比如明清的官府档案。这些档案呢，很多是关于审判的资料，照理说，审判应当以法律为依据，而法律在中国是以经典中表达的礼义为基础的，所有的结果应当和经典思想没有冲突。但是，其中有一些档案却可以与上层精英的理论表达对照。记得前面我们讲到过一个例子，比如父慈子孝、从一而终、家族等级等等，在经典中间当然没有问题，在法律上也没有问题，那是三纲五常，好像是天经地义，过去的法律也维护这些，可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面，它是否在民众中间那么有效地实行？如果只是在经典文本、法律规定和文人表达的文字里面来看，似乎很早以来，就是形成了同一性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从档案中看实际生活呢？就不然了。有一个学者写的文章就很有趣，他分析一些档案，发现看上去很封建的“七出”之条，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时恰恰给了类似近代的“离婚”的自由。从近年发现的文物上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文物》1999年8期上有黄凤春《湖北蕲春出土一件明代朱书文字上衣》这篇文章。其中说，在这件出土的衣服上面，记载了一个士人官员，对他的妾欺负他的妻子，以至于其早死，相当不满，却无可奈何，只有在此衣上诅咒。可是古代的资料不是说，古代三妻四妾，按照大小排列，分出尊卑吗？可是这个当了官的人为什么对小老婆一点也拿不出办法，只好在这件衣服上寄托哀思呢？这就可以看出，古代的家庭关系绝非像想像的那样具有同一性。此外，还有人在一个县现存的诉讼档案中，看到了关于农村中父子关系的实际情况，与《礼记》以来的精英文本很不同。过去我们都会凭着印象认为，宗族制度下的中国农村，父子关系是主轴，以前许烺光写《在祖荫下》，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并不能涵盖全部空间，在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在华南的某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