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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圣经》都有关系，《圣经》是他们的文化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当库兰的死海文书被发现，许多观念就真的受到冲击，很多历史要重新书写。同样，当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汉简、大内档案在上个世纪初到20年代逐渐被发现和整理以后，中国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才算是进入了现代。
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考古发现对学术史的影响，但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现的意义，是绝不亚于以上这些考古发现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讲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1）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常常有一个“时间差”，当考古刚刚发现东西时，人们不一定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意义，总要等一二十年过去，它的作用和影响才开始慢慢发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常常有一个“时间差”，当考古刚刚发现东西时，人们不一定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意义，总要等一二十年过去，它的作用和影响才开始慢慢发挥。
比如甲骨卜辞是1899或1900年发现的，真正把它用在历史研究中，并深刻改变了历史研究方法是在第二个十年，也就是1910至1920年。这时，王国维、罗振玉开始逐渐写出一些东西，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敦煌文书呢，也是1900年藏经洞被打开后发现的。但是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研究路向，我觉得，实际要等到1920年代末，胡适用神会的资料来研究禅宗史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敦煌卷子对传世文献的冲击。而异族死文字书写的文献用于中国古代研究，又是更晚一些，到陈寅恪才真正有实际成果，那已经是1930年代初了。至于说大内档案，被很好地利用在历史研究上，也要隔十年以上的时间。所以，现在历史研究中被用的比较充分的考古资料，大多是70年代的发现。当然，最近因为考古很红火，洋人也很注意，所以，这种时间差越来越小了，像郭店的东西，学术研究的跟进就很快很快。
从1971年开始，第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马王堆帛书。70年代，长沙的马王堆先后发现几座汉墓，里面出土了《周易》（包括经和传）、《老子》等等，此外，还有黄帝书（包括十大经、称、道原、经法等）附在帛书《老子》乙本后面，是过去所没有见过的。出土的《老子》与传统本子不同的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帛书《五行》篇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荀子曾批评子思和孟子“倡为五行”，“五行”究竟为何物？从帛书《五行》，可以看出在思孟时代“五行”是比附于仁义礼知圣，是内在的道德，而不是阴阳五行。还有《刑德》用阴阳数术解释四季，“刑”象征天杀，“德”象征天生，后来还用这些来讨论政治上的王霸之道。此外，还有《五星占》讲天象和占卜，《五十二病方》讲医书，《驻军图》即地图，《导引图》讲锻炼身体，《养生方》、《合阴阳》讲养生术等。这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初期在一个贵族的生活中有可能出现的全部的知识。
1974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代竹简，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孙子兵法》之外的《孙膑兵法》，过去只知其名，不知其书，发现了《孙膑兵法》，许多东西就清楚了。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秦简，墓主是一位名为“喜”的军官，级别不高，墓里曾有编年记，即每年所做事情的记录。编年记中涉及到一些大事，可以与《史记》中的记载对照。更重要的是在陪葬的竹简中有些是法律的文书。虽然这些秦律，有的可能只是地方性的、局部的，而不是全国通用的，但已经很开眼界了。还有奏谳书，即向上级报告法律事务的一些条文。睡虎地还发现了两种完整的日书，甲本非常完整，一天天排下来，哪天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类似于今天的皇历。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被发现。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脉书》和《引书》，前者讲人身的经脉，后者讲气的运行，这两部书都与医学有关，为我们研究早期医学和医学背后所隐藏的观念性的东西提供了资料。张家山还出土了一些与汉代法律制度有关的资料，十几年前，李学勤先生曾经在一次小型座谈上说，如果有人研究法律史，千万要等一等，不要乱说话，因为张家山太重要了。后来，《文物》1993年第8期上发表了张家山的《奏谳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此外，在80年代，在河北定县八角廊还发现汉代竹简本《论语》和《文子》，熟悉先秦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文子》过去被认为是伪书，这次发现可能能够证明，它可能真的是先秦的书，至少是先秦已经有基础的书，而且纠正了现在通行的《文子》中的许多错误。而90年代，在江苏连云港又发现了尹湾汉简，有一篇引起大家关注的是《神乌赋》，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比较早的俗赋，与文学有很大关系。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时候，有人曾让我看看，它是否与佛教有关，如果真的与佛教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就要提前了。我实在不敢断定，赋讲的是一对鸟的鸟巢被占，雌鸟被打死，雄鸟悲伤地飞走了，虽然有点像印度佛经故事，但凭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并不能断定来自印度。不过，《神乌赋》本身作为汉代的短小寓言辞赋，已经足以引起我们重视。还有一些精彩资料，如江苏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一块木牍上画有神龟占卜图，上有许多文字，仿照乌龟壳的形状，写满占卜的内容，这些文字材料，目前还没有特别详细的研究。
接下来，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了。说到郭店楚简呢，郭店楚简作为战国中期的竹简，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竹简之一。接下来就是上海博物馆竹简，时代与郭店差不多。然后，就是走马楼吴简、悬泉置汉简、里耶秦简等等，这些资料一下子涌出来，使我们感到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些发现到底有什么用呢？提供了些什么呢？我这里提供一些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点，促进了古书的再发现，使思想史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
疑古思潮尽管在二三十年代就不再成为很强大的思潮，但疑古派的许多考据原则和认定古籍的原则实际上仍在使用。总的来说，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逐渐对疑古思潮提出了很多挑战。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逐渐对疑古思潮提出了很多挑战。由于出土材料的发现，使许多过去被认定是伪书的书籍不再是假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由于出土材料的发现，使许多过去被认定是伪书的书籍不再是假的。如以前认为不可能有的《孙膑兵法》，在银雀山被挖了出来；又如《六韬》、《尉缭子》、《鹖冠子》、《文子》、《归藏》、《竹书纪年》、《逸周书》、《孔子家语》等以前都被列在伪书的名单里，可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地证明这些可能都是重要的先秦典籍，或者至少也是包含了先秦资料的典籍。我们已经讲过《文子》，现在《鹖冠子》也被证明，大概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作品，《尉缭子》可能更早一点，传说里面的《归藏》已经被直接发现。上海博物馆的87种竹简，越来越多地证明《说苑》、《新序》和《孔子家语》里面有很多关于早期儒家的故事，不是编造的，可能在战国后期以前就有了，说明这些书中，一些内容都是很可靠的，至少大部分来源是先秦古籍。而且，还有人说，可能《伪古文尚书》也不一定全伪，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关于这本书的考订，从清代奠定了中国人认识古籍的一些标准，一些研究的范式和考订的原则。如果这些书并不伪，那么，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就要重新估计；清代考据学的原则要是被怀疑，现代很多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就也要被重新检验了。
走出疑古思潮后，考古资料就在三个方面给了思想史新的资料。
首先，是儒家七十子。儒家思想史一般是从孔子的《论语》直接到《孟子》，中间最多提到曾子、子思，这是因为资料不够。实际孔子和孟子隔了很长时间，思想史在这里是从空白处硬连下去的。孔子弟子有七十二贤人，绝不止曾子一个，以前《荀子·非十二子》里面讲有子张氏之儒、有子夏氏之儒、有子游氏之儒，《史记》里面也说了很多仲尼弟子，但资料不全就有了缺失的环节。据有的学者说，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竹简提供了许多七十子的资料，我们可以大致用这些资料把孔子到孟子到荀子很多思想上的逻辑环节补上，可以写出比较连续的儒家的历史。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2）
其次，提供了古道家言。过去研究道家，基本都是围绕老子和庄子，现在看到马王堆帛书中早期四种黄帝之学的资料，估计道家可能并不是老子到庄子一条线，还有另外一些部分。比如郭店的《太一生水》，是什么道家的思想呀？上博的《恒先》，究竟是哪一家的呀？过去我们说“黄老之学”，黄帝这一块是漏掉的，直到汉代才重新提黄帝。过去讲惠施、公孙龙，另开一个名家，很多人都说过，先秦哪里有名这一家呢？其实也是在那里讨论“道”嘛。所以，如果从马王堆帛书向上推，我们隐约已经感觉到有一批讲天道的道家，言必称黄帝的这些人，有一种专门进行语言思辨的道者，他们想从语言的瓦解上，直接讨论“道”的超越性，而且可能他们的来源并不比老子庄子晚，所以，这些说法进入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吕氏春秋》多次讲到黄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