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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这两个二元结构交叉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双二元结构。进一步地，可以依据与这个双二元结构的关系，将目前所有就业者分成三个非常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既在初级市场就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同时也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者。城市中的大部分就业者属于这个群体。第二个群体是在次级市场中就业，收入很低，但也基本不（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承担城市中较高生活费用者。城市中的农民工大多属于这个群体。第三个群体则是在次级市场中就业，收入很低，却同时要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者。这个群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人们。一般而言，越是在大城市中，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与城市生活费用的差距就越大。
处于两个二元结构夹缝中的就业群体主要由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其他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员构成。近些年来，我国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04年底，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已经达到8000万人，占到城镇就业人口的20％~41％之间。他们主要是个体经济和小型私营企业中的就业者。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95％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是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中小企业提供的，其中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失业者中的再就业者，二是城市中的新增劳动力。
从上面的结构背景中，我们就可以明了新失业群体的就业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其中的一些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城市中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的，而维持城市生活方式的费用是高昂的。以北京这样的城市为例，许多次级市场中的月工资只有六七百元，甚至更少。这样的收入，只能维持一个市民很低的生活水平。对于喜欢社会交往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只够请朋友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当然你可以指责他们为何不放弃城市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还要和朋友在一起吃饭。但我们知道放弃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部分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收入预期高但却很不稳定的就业机会。
概括地说，尽管我们承认新失业群体成员本身有其特有的弱点，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能仅仅将眼光盯在这些弱点上，而是应当通过逐步缩小和消除两个二元结构，为新失业群体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1）
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
在一个社会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沟壑：参与危机。所谓参与危机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参与的需求总是产生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多而严重的时期。这时，如果不开启参与的大门，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参与的大门，以诸多社会矛盾为基础的参与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可以说，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就崩溃（breakdown）于此，还有更多国家的执政者在此沟壑面前止步不前。
近些年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举国各界关注的一个话题。现在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是一个分配制度的问题，在这种种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背后的，往往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根本上说，日益悬殊的贫富分化是社会权利不均衡的结果。
前文中对于出租车行业的分析表明，正是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中，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行为，意味着社会政治参与。这种参与包括利益诉求的表达，也包括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而这就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源头，参与危机也往往因此而生。在这个时候，冲突各方的行为选择以及作为行动框架的制度安排，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银川出租车事件就给我们分析社会冲突中的各种要素提供了很好的案例（下文将有详细分析）。如果联想到近来媒体对一些地方维权事件的公开报道，我们大体可以有理由相信，有关方面对社会的利益分化以及在这种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表达，正在采取一种正视和面对的理性态度。实际上，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但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长期缺乏参与的传统，且社会矛盾又比较突出的今天，参与大门的开启是有可能导致参与危机的。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不是重新关上参与的大门，而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参与。同时，从参与者的角度说，提高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在报道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流域”参与的移民维权活动时，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让移民维权更加理性》。事件所涉及的是漫湾水电站移民的维权活动。
据报道，漫湾电站被认为是全国水电站的“五朵金花”之一。当时，漫湾电厂已连续五年被评为国家电力系统的最优企业。除了本公司获利12亿多元外，向国家缴税约1亿元，向云南省财政提供税收5000万元，向库区所在地云县、景东、南涧和凤庆县缴税共5000万元。企业和政府达到“双赢”。另外，电厂的职工有漫湾股权，值班经理年薪达12万元，漫湾电厂还有自己的四星级宾馆，属职工集体所有。领导和职工也“双赢”了。
《博弈》 第三部分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2）
但在距水坝仅800米的田坝村，考察人员发现，这里的240多位居民，一半以上靠拣漫湾电厂的垃圾为生。近10人在水坝修建之后患上了精神病；社区组织在瓦解，吸毒、偷盗、打架斗殴现象普遍。研究者发现，所谓“投资最省”，其中一个因素是电力公司对当地移民的补偿最低；所谓“效益最高”，其中一个因素是电力公司对移民的后期扶持最少。
库区移民的维权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这次移民维权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一个叫“绿色流域”的民间环保组织的参与，其负责人是毕业于亚洲理工学院流域管理规划专业的于晓刚博士。读书期间，他曾参与了漫湾电站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从2004年开始，以于晓刚为首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流域”，在三江流域参与移民维权活动。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2004年7月下旬，在云南丽江举办了一个特殊的培训班，参加者是三江流域的移民和因水电开发而可能成为移民的村民。
据于晓刚博士介绍，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介绍近年来全国很多环保部门、研究机构、民间组织、环保人士对三江地区大规模水电开发的争议，让村民们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风险，同时这也是全国关注的焦点。二是向村民们介绍《世界水坝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对世界许多水坝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水坝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巨大。目前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各国政府、水电公司以及公民社会正在对水坝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对话。三是向村民讲解了中国的移民政策。四是介绍水坝建设造成的无形影响与损害。
于晓刚博士说，办培训班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知道应该怎样去诉求，怎样避免受到负面的影响，怎样与有关方面谈判。
结果是明显提高了移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报道说：“以前在集体上访中，他们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结果移民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今年培训班结束后，村民自己组织起来学习相关政策，更加理性地分析移民问题。村民不再只向政府反映困难，而是分析问题，提出建议，帮助政府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在漫湾库区，有村民提出对移民款进行审计，有的村民提出政府的移民安置规划应该让移民更多地参与。”
当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2003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显现，同时，社会重建也在明显推进的年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社会经历了非典疫情的爆发、孙志刚被殴致死、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许多地方发生的因拆迁引起的上访甚至自焚爆炸、农民工以生命讨要被拖欠的血汗钱等一系列的事件。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事件或冲突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政府与民意之间良性互动的模式在开始显现。非典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的一系列弊端，但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无疑有着新的内涵；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到了2004年，有关的探索和重建继续在稳步进行。从银川的出租车停运事件，到为民工讨要工资，一直到日前国资委对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讨论的�